广州歌舞团的民族舞剧《醒狮》在建构文化秩序过程中表现得充分合理。《醒狮》讲述了一个流行于岭南的民俗故事,通过南狮和南拳的动作安排,既彰显了地方文化特征,也进一步规定并提示了岭南人群的身份认同。高明的编舞一次次构建人与广东民间日常之物、日常空间的组合关系,成就了既是日常化的,又超越日常成为舞台艺术化的组合,展示了身体对空间的控制、构建、创造力。这样的场景与民间舞狮者的身体之间,接地气的地方文化元素在空间建构中,实行与舞者的身份对接,岭南民间文化精神中的身体与大地意识,在舞剧《醒狮》中转化为“青松怒向苍天发”的民族心性。同时,这种文化身份构建的意义还在于其指向的是一个当代秩序,它不仅为岭南文化在当代世界找到自身的位置,抗倭情节也启迪华夏子民在世的姿态和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历史和知识不是一座不变的仓库,而是持续生成转化中的系统。因此知觉的、能动的编舞才能承载对历史的归档。《醒狮》在这一意义上也作为民族文化记忆的建构者,在而今文明冲突持续发生的世界中激励华人重抖擞、不失志。
身体叙事的观念维度
舞剧有别于舞蹈剧场,叙事情节仍在演出中挑着大梁;同时也有别于戏剧,其独特价值并不在于矛盾的辩证与调和,而是在创新中不断解构和重构身体观念。这就要求对知觉与理性之关系的妥善处理——规训的身体进入舞蹈,应在理性选择中抵达个性美与普遍审美的高度统一。日常与舞蹈的二元身体经过规训,意识和身体便开始同步叙事,并在舞台意义上有序分流。生活化的舞蹈,追求的是身体表现的好看,而艺术化的舞蹈,却要创造艺术的知觉。犹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人的身体是灵魂最好的画面”,身体通过舞台空间中的打开与折叠,被高度抽象与逻辑化,其精确性也就接近科学与造型艺术。当代身体在大范围的艺术传播过程中,不断成为观看的视像,因为身体在舞剧流动中,会创造更加多元的、有别于日常的观看方式。同时,舞蹈中的身体存在,也决定意义的产生和断裂。舞蹈首先是身体审美,当代舞剧实践中,这种意义往往在古典审美与当代审美的交汇中诞生,但是仅有好看是不够的,身体作为意义的呈现载体,在叙事文本中就要建构一定的观念和判断,这也是当代舞蹈(特别是现代舞)更具前沿性实践的价值所在。
中国人自古就很重视自己的头发,在古代就流传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的说法,可见古人将头发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极其珍视。那么古人没有现代洗发护发美发的条件和技术,是怎样洁净保养头发的呢?
一部热映的“封神”电影,将殷商王朝推入我们视野。谈及唐宋明清,我们自觉亲近,可提起商朝,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朝代,似乎总因格外久远而烟雾缭绕的。
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说的是这几种日常生活用品必是每天首先要操心打理的。七件事中,有三件是调味品,即盐、酱、醋,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盐乃百味之首,菜、汤、粥等食物,在没加盐的时候,味道寡淡,难以下咽。一旦加入盐,味道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美味异常。精明的巴渝先民,很早就使用盐作调味品对食物进行调味。
当年深秋,34岁的杜甫与45岁的李白经历了去年畅游梁宋后的暂短分别,再次相遇于鲁郡东石门(今山东曲阜)。两位诗人度过了一段“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日子,在鲁郡一带的名胜古迹亭台楼阁留下了登临歌咏的足迹。潇洒之余,杜甫隐隐担忧:人生除了诗和远方,难道就没有其他追求了吗?
所谓“造像记”就是指在石窟、像龛等营建和雕凿时留下的题记是一种“图文并茂”的雕刻艺术素有“古碑林”之称的龙门石窟有造像题记2890余块其中龙门二十品是从北魏时期龙门石窟造像题记中精
大历三年(768)四月,飘零于江陵的诗圣杜甫卧病在床,于困苦中写下《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衰年正苦病侵凌,首夏何须气郁蒸。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峰硉兀火云升。思沾道暍黄梅雨,敢望宫恩玉井冰。不是尚书期不顾,山阴野雪兴难乘。”接连使用“炎海”“火云”来形容自己身处的环境,病榻之上仍渴望着“山阴野雪”,可见难耐的酷暑给诗圣带来的心理阴影之大。
皇帝,应该是中国漫长历史中受关注度最高的职业,因为皇帝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力。皇帝穿的龙袍,便是构成皇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龙袍不是简单的一件衣服,而是整个皇权文化的高度浓缩。
自科举制度创立之后,考取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平地青云,一直是古代士子们的最大追求,正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然而,由于历史上国家所招录的人才非常有限,而中选者凤毛麟角,落榜者数不胜数。不过,科举并非人生的唯一辉煌途径,历史上一些落榜牛人也是赫赫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