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柳诞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身为负责大都市洛阳治安的官员，竟然会因为穿衣问题而招来一顿毒打。成书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的《通典》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在唐高宗年间的某一天夜里，负责城市治安的洛阳尉柳诞上街巡逻，这本是职责所在，没想到柳诞却被自己的部属拦住去路。唐代宵禁制度严格，无论城市多繁华，黄昏之后皆会陷入一片死寂，街上只有巡逻的衙役。这帮衙役将柳诞当成了违反宵禁的街溜子，抓住后二话不说，直接暴力执法，将柳诞一顿痛殴。

堂堂洛阳尉竟然被当成作奸犯科之徒当街殴打，此事一出便闹得沸沸扬扬，很快传入唐高宗耳中。经调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柳诞当天穿了一身黄色圆领袍服，由于在当时，黄色袍服可以被社会各阶层的人员穿着，他这身衣服被衙役们误认为是闲杂人等，这才导致被误打。这起暴力事件发生后，唐高宗以“章服错乱”为由，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服色等级的规定。

或许作为后人的我们会产生疑惑，为何柳诞身为官吏，夜晚因公出行却没有穿制服，以至于被误殴呢？其实只要了解唐人的穿衣习惯，就不难解释这个问题——身处唐代社会，制服、官服与日常服饰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若不根据金鱼袋、金鱼符等表明身份的信物来识别，很难判断谁是官、谁是民。因为唐代的日常生活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布衣百姓，所有男子几乎都穿着一身圆领袍服。

《步辇图》，唐，阎立本，存世为宋摹本，现藏故宫博物院。描绘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左侧三人前为赞礼官，中为禄东赞，后为通译者。赞礼官和译者所穿的袍服皆有横襕，即襕袍，禄东赞所穿的则没有横襕，应是当时胡服的一种

大唐国民服源于何时

圆领袍又称“上领”，在隋唐时期引领潮流三百年而不衰。从文物来看，无论是不计其数的唐代陶俑，还是出土的唐墓壁画，抑或传世的唐代名画，圆领袍无疑是出镜率最高的一种男子服饰，甚至可以说圆领袍等同于唐代日常男装。

圆领袍与传统汉服最大的区别在于领子结构不再是交领，而是呈圆形状。而堪称“大唐国民服”的圆领袍早在唐帝国建立之前就已诞生，不过，其最早出现时间无从考据。从领子形态看，圆领内衣在汉代就已出现，因在颈处形成曲线衣领，又称曲领衫或曲领襦，东汉之后圆领服饰开始变得频繁，汉末三国时期甚至可能作为宫廷制服使用。2005年12月，江苏南京江宁区上坊东吴大墓里出土了一组青瓷俑，一共十尊，服饰、头饰各异，其中就有穿着圆领对襟衫的侍者俑。在汉晋时期，这种圆领衫外穿的情况并不多见，不过若仔细观察，东吴青瓷俑所穿的圆领衫形制也与后来的唐圆领存在较大区别，故而很难说两者之间有渊源关系。

既然不能仅凭圆领子就强行“认祖归宗”，那么要探究其起源，还得通过文物来了解唐代圆领袍服的基本形制和搭配。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成果中，出土的唐代男女俑不计其数，这里以1960年出土于新疆吐鲁番市阿斯塔纳336号墓的彩绘男立俑为例，由于气候原因，该墓葬文物保存较完好，其中一尊身穿绿色圆领袍的男俑很好地体现了窄袖圆领袍干练的形象。1973年在216号墓出土的胡人泥俑身上穿的袍服则呈现翻领的形态，这两尊俑的袍服除了领子之外，其他结构高度相仿，故而很可能是同一种形制的两种穿法。

《步辇图》（局部）复原照。图中赞礼官、禄东赞、译者这三人虽然都穿着圆领袍，但形制并不相同。赞礼官和译者皆戴幞头，手持笏，身穿襕袍，典型的唐人装束。禄东赞则头戴抹额，所穿服饰为缺胯无横襕的圆领袍服

以此为标准，虽然唐圆领袍最初的起源无从考证，但从考古成果以及美术遗存来看，这种服饰明显是受北方民族影响，能与之印证的文字、形象资料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南史》记载西戎诸国男子“人皆善骑射，着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其描述显然更像后来的唐圆领形制特征。敦煌285窟西魏壁画上出现的圆领对襟、小袖长袍可能是唐圆领早期形态。此外还有北齐娄睿墓壁画以及北齐徐显秀墓壁画之上，男子所穿的服饰已颇具后来的隋唐之风——他们的袍服为圆领和翻领两种形态，下摆至小腿处，腰间系革带，脚穿乌皮靴，除了头巾与唐人流行的幞头有较大区别之外，其他搭配基本与唐俑、唐墓壁画上的男子形象高度相似。

经过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乱世，中国历史进入空前强盛的隋唐时期。安史之乱前的大唐无比自信，这个享受着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国度，以海纳百川的精神为核心，形成一种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这样的环境下，圆领袍这种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新式服装，被各阶层接纳，迅速火遍大江南北。

圆领式袍服在当时影响有多大？我们以一幅传世名画为例。现藏故宫博物院、传为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表现的是贞观十五年（641），吐蕃王松赞干布派使者禄东赞到长安通聘的场景，图中禄东赞前方站有一名身穿绯衣的赞礼官，后方有穿白衣的译员，二人均头戴黑巾幞头，着初唐圆领右衽袍，脚穿乌皮六合靴，双手持笏，腰间系黑色革带，他们袍服的共同点在于袍下皆施一条横襕而不开叉。禄东赞的袍服纹样具有异域风格，可能是唐人记载的小袖花“番客锦袍”，但与唐官员不同的是，他的袍子下摆并无横襕。吐蕃与中原风俗相异，服饰发展源流也不同，但到了唐代，大家都穿着圆领式服装，可谓殊途同归。

不过在唐人眼中，禄东赞所穿的圆领袍与赞礼官所穿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服饰，前者属于“胡服”。唐代史籍中频频出现的“胡服”并非特指一种服饰，而是泛指所有胡人的衣服款式。《安禄山事迹》中记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可见“胡服”在盛唐社会的流行程度。可是，在今人眼中，这些服饰并无区别，那唐人又是如何区分“胡服”与汉式圆领袍的呢？

帝王之色的最终确立

在大众印象里，龙袍几乎就等于黄袍，尤其是明清帝王画像，大多都身穿黄袍。可在唐代之前，帝王的服饰的颜色与中国历代统治者笃信的“五德始终说”紧密相关，代表水德的玄色、代表火德的赤色和代表土德的黄色都曾作为帝王服色使用，黄色并非皇权专属颜色。隋朝时，黄色甚至成为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服色，几乎全民服黄。大唐开国后，根据“五德终始说”确立了土德，黄色又成为帝王之色。不过唐初与土德关联的黄色和隋唐流行的黄并非一种，隋代的黄更接近于正黄，而唐代帝王所选用的则是“黄色之多赤者”的赭黄。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初，因隋旧制，天子宴服，亦名常服，唯以黄袍及衫，后渐用赤黄，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黄伟衣服杂饰。”这段记载可以提取两条重要信息：其一，武德年间天子所穿的可能就是正黄，但后来逐渐演变成赭黄；其二，唐初也下达过禁服黄令，但主要指的是天子服用的赭黄。由于正黄并不算禁色，即使在唐初武德年间关于品官服色的规定中，也明确写了庶民可以穿黄色服饰。

当唐高宗再次下达“禁黄令”之后，正黄与赭黄之间的等级差异被弱化，黄色作为最高等级色彩之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也是从唐高宗总章年间之后，黄色从此与皇权紧密绑定，此后历代帝王的服色也脱离“五德终始说”架构，皆以黄色为尊。黄从此成为帝王、皇权的代表，五代末期赵匡胤想篡位做皇帝，也是先上演一出黄袍加身的戏码，再取后周而代之。

唐代宦官俑，1937年吐鲁番市阿斯塔那206号墓出土。这名宦官身穿黄色圆领袍，脚穿乌皮靴，面目可憎。在唐代，帝王专属的黄袍主要是赭黄，与这种民间流行的正黄色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