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王到帝王：古代中国最早的“旅行家”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大禹陵，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东南稽山门外会稽山麓

大禹的“旅行”虽然地域广大，终究还是在履行治水职责，帝尧率部迁徙与帝舜南征三苗，均无暇浏览沿途风景，算作旅行家似乎略显牵强，那么尧舜禹之后1000多年的周穆王，就比大禹有兴致多了。

在西晋太康年间出土于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某战国时期魏国大墓的竹简中，有《穆天子传》六卷，其中详细记载了西周中期的周穆王，在赵氏的祖先造父驾车、河宗氏伯夭担任向导的引领下，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最终来到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周穆王的西行路线，大抵是从宗周所在的关中盆地出发，经过洛阳所在的中原大地，向北渡过黄河、漳河，向西越过太行山、吕梁山，经由河套平原，抵达河西走廊或青海湖一带，到达西王母的部落。

周穆王的行程如若属实，其很可能是中国古代第一位经略西北的天子，比起后来的赵武灵王、汉武帝、隋炀帝要早得多。考虑到西周立国关中，确实需要笼络位于黄土高原的西戎、北狄。周穆王的西游，从路线上看，或许便是出于威慑西北的目的。无论我们后人如何运用浪漫主义的笔触去渲染周穆王的西游，甚至一度把他神化为与“西王母”并尊的“东王公”，其西游背后的战略目的依旧是不能忽略的存在。别忘了，西周王朝的灭亡，与西北戎狄的威胁关系紧密。

彩绘插图《八骏巡游》，出自明代张居正编著、向年幼的明神宗讲述为君之道的《帝鉴图说》。八骏是给周穆王拉车的八匹宝马，《穆天子传》记录了周穆王驾八骏巡游天下，由宗周出发，越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最终来到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

自尧舜禹、周穆王之后，历代帝王均会利用“巡行”来威慑天下，实现其所主导政权的政治稳定，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清高宗便是中国古代帝王中“巡行天下”的代表性帝王。他们无不以“圣王”自诩，无不以帝王权威亲临天下，强化王朝的统治秩序。

使者与僧侣：背负使命的旅行家

比起皇帝、王公亲临异域，派出使者远赴他乡完成天子的使命，才是中国古代儒家价值体系更为推崇与认可的模式。在更为常态化的皇权运作模式下，使者往往被委任颇具“开拓属性”、甚至带有冒险色彩的使命，这也为使者成为古代世界的旅行家，提供了可能性。

与司马迁同处汉武帝时期的张骞，无疑是对于中国而言最为重要的一位“使者旅行家”，他探索的足迹遍及河西走廊、大漠南北、西域诸国，涵盖今日的西北五省区、蒙古国、中亚五国乃至阿富汗，其所打探的情报以及二次出使所派出的副手，甚至与中亚以西的波斯发生联系。张骞的两次出使，极大地拓展了大汉帝国的战略视野，也为日后的古代中国与欧亚非大陆各大文明产生国际联系，开通了廊道网络。

张骞铜像，用青铜浇铸而成,位于甘肃敦煌阳关博物馆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