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百姓玩的是个热闹,文人则图的是品味。他们用文字记录古人春游的盛况,成为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关于春天的历史记忆。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序》,就是在一次春游中产生的。
有的名为写诗,实则写史。同样的春景,因其个人境遇不同和国家的兴衰,给人的感受也迥然而异,有的给人以希望,有的则让人绝望。公元757年3月,杜甫在投奔唐肃宗的路上,被安禄山叛军所虏,押送到已经沦陷的长安。尽管彼时已是阳春三月,但看着昔日雄壮的京城完全被毁,他笔下的春天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后来,当他住到成都草堂,生活比较平稳安逸时,春天则是另一番模样:“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山水图(春游)》。作者/(明)唐寅(传),来源/印第安纳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当然,在更多的诗人笔下,春天是“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是“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这些文字穿越千年来到我们面前,读来让人感觉大好春光如在眼前,这既是文化上的传承,也是古人和今人在面对美好春光时共同的情感共鸣。而春日里的另一项重要活动——祭祀,同样因为这种代代相传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共同历史记忆。
春祭,藏在细节之中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祭可是其中的重头戏。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南宋建立初期,为了立国,曾与北方的金及其扶植的伪齐激战无数,其中如郾城大捷、朱仙镇之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小说传奇大肆渲染(如朱仙镇“岳家军八百破十万”等),岳飞和韩世忠等名将及其统领的军队,也广为后人熟知。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不仅具有查字的实用功能,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康熙六年(1667),刚刚亲政不久、14岁的康熙帝曾召见还处于软禁中的南怀仁,向他讨教天文历法知识。康熙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合天与否,有何明显的依据?”即判断历法准确与否,其依据是什么?南怀仁认为,历法“合天与不合天,从古以来皆以测验为依据”。南怀仁提议,用推算日影长度的方法来验证历法准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