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讲述】

编者按

编修典籍，是国运昌盛、物阜民丰的一大标志，也是赓续文脉、推动文化进步的重要途径。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时强调：“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为了收集、保护、编修并研究浩如烟海的典籍资料，许多学者、编辑、出版人夜以继日、孜孜求索，伴青灯黄卷，守墨韵书香，甘于倾注十年、数十年乃至毕生心血铸就文化丰碑，传承民族智慧。今天，让我们走近这些修典人，阅读书页背后的动人故事。

扬州文汇阁，工作人员在展示《四库全书》。新华社发

甲骨一片文脉长

讲述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黄天树

《甲骨文摹本大系》是我和团队历经十年完成的一部著作，回想过往岁月，依旧感慨万分。要问为何编这样一部“大系”，还要从我求学、治学的经历讲起。

198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读博士，师从裘锡圭先生。入学后，我住在燕南园南面的29号楼318室。那一年，裘先生刚满50岁，大概是中文系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对甲骨学有精深的研究。我对这门学科也有浓厚兴趣，一开学，便把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定为《殷墟卜辞的分类与断代》，他欣然应允，建议采用“先分类后断代”的新方法进行研究。

当时，最便捷的分类办法就是复印一部或购买两部《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是双面影印的），然后把里面的甲骨拓本一片一片地剪下来，根据字体特征进行分类。但是，当年我承担不起这些费用，只能用透明的薄纸蒙在甲骨拓本上描摹，用摹本进行字体分类。这种经历让我既搜集了第一手甲骨资料，又掌握了阅读甲骨文原始资料的能力。这或可视为我编纂“大系”的一种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