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有一段时间很喜欢看网剧《猎罪图鉴》，檀健次在剧中饰演一位刑侦队模拟画像师，他通过口供和观察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侧写，描绘出嫌疑人的画像，对破案有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
其实，通过画出嫌疑人的大概样子进行抓捕，早在中国古代就出现了。真实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已，因为都是历史了。可我们在古装剧里还是能看到类似的场景，毕竟古代没有相机，想要大肆发布通缉令，让百姓帮忙抓犯人，在通缉令上加上犯人画像是最直接有效的。
不过，应该很多人都发现了，通缉令上的犯人画像，很多时候长得和真人一点都不像。难道古代的画像师，水平就这么差吗？其实不是水平问题，而是他们压根画的不是犯人。因为见过犯人的证人，都不是过目不忘的，很多时候只能勉强记起一些，而另外一些人根本没见过犯人，所以画出来的人像才那么抽象。
然而还是有不少犯人因为通缉令上的画像落网，可能大家都震惊了，这长得哪哪都不像，还能抓得着人啊？只要有犯人的形象特征，这是绝对可以的。换句话说，通缉令画犯人不在于画得有多像，而在于有没有把他们的外貌特征特写出来。
比如说有的人脸上有一条刀疤，或者是嘴角有颗黑痣，又或是长了一脸络腮胡子，百姓们只要看到具备这些特征的人，一般都会主动到官府上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反正人抓错了还是能放的，可是犯人一直流落在外可是会威胁到周边群众和自己的人身安全啊。
还有关键的一点是，古代人口流动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政策松动，我们只要有身份证、户口本，想到哪个城市定居都可以。这里的到外地定居不包括移民，但能在全国范围内随意走动已经很宽松了。
而古代对人口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每个地区都有当地衙门签发的“路引”，是一种通行证，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身份证。所以犯人如果逃到他家乡外的地方，当地人看他面生，他又没有路引可能证明自己的话，直接就能被扭送官府。
因此，古人看通缉令的时候，虽然上面的人和犯人可能完全不像，但百姓都是会多加留意积极提供线索的。一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二是有机会拿到赏金。这就说明，古代犯人想要逃窜或隐匿，还是相当有难度的。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南宋建立初期，为了立国，曾与北方的金及其扶植的伪齐激战无数，其中如郾城大捷、朱仙镇之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小说传奇大肆渲染（如朱仙镇“岳家军八百破十万”等），岳飞和韩世忠等名将及其统领的军队，也广为后人熟知。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不仅具有查字的实用功能,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康熙六年（1667），刚刚亲政不久、14岁的康熙帝曾召见还处于软禁中的南怀仁，向他讨教天文历法知识。康熙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合天与否，有何明显的依据？”即判断历法准确与否，其依据是什么？南怀仁认为，历法“合天与不合天，从古以来皆以测验为依据”。南怀仁提议，用推算日影长度的方法来验证历法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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