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上巳日，《汉书·礼仪志》述：“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诟病，为大洁。”“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东汉人上巳日除了洗濯，还要大摆筵席，招待宾客。东汉学者、西安人杜笃《祓禊赋》谓：“旨酒佳肴，方丈盈前”，河岸摆放的美酒佳肴，足有一丈见方。这显然不只是为祓禊仪式准备的祭品，极可能是邀请朋友一起到河边相会，共享美好时节。流水之滨宴飨宾客，也反映了上巳节传承至东汉，已呈娱乐化发展趋势。
上巳节传承至魏晋，不仅时间固定于农历三月三日，其节日内容还得以进一步拓展。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混乱时期。立于危世，命如朝露，士大夫为明哲保身，逃避现实，或“晤言于一室之内”，或“放浪形骸之外”。就连过上巳节，心态也与普通人大为不同，既以当局者身份介入其中，也借助文字、以旁观者的姿态记述风俗民情。尤其是魏晋名士的加入，加速了上巳风俗的流传。最经典的例子，无疑是书圣王羲之的“曲水流觞”。魏晋名士聚会，自然少不了酒和诗，先将水从高处引来，环曲成渠，是为“曲水”；再将盛酒的酒杯“觞”（一般为木头制作，椭圆、浅腹、平底）浮于水面，使之从上游顺流而下，借助水流之力传杯送盏，即是“流觞”。与会者列坐于河渠两旁，待觞飘至身边，在谁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取过一饮而尽，然后按事先讲好的规矩，或吟诗，或咏唱、或起舞，饮酒作诗要有规矩，“曲水流觞”便是文人的规矩。南宋文人吴自牧史料笔记《梦粱录》卷三“三月”谓：“三月三日上巳之辰，曲水流觞故事，起于晋时。唐朝赐宴曲水，倾都禊饮踏青，亦是此意。”故而，魏晋风度和曲水流觞，成了被后世数代文人墨客反复歌咏的主题及精神向往的高地。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引人热议的话题。像这种开放性的答卷，除了考察作文水平，字的颜值也会无形中给考官带来好印象。
盛代无隐者，乱世多隐士。历史上，乱世三国是知识分子隐居较盛的时期。比如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有隐居经历。不过先生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隐士，恐怕两说。他是嘴里说要做隐士，但身在南阳，眼睛紧紧盯着外头，随时都希望有人来请。先生还把自己与古代的领导人相比，编成歌曲四处传播。茅庐三顾之后出山了。实际“三顾”都算勉强，因为没有见面，存在变数。说不定“两顾”就答应了呢。这就是“赝品”隐士。纵观当时天下，只有一人，是主观上想做隐士，客观上成就了隐士的理想，并一直保持隐士的状态至死。这个人就是北海郡朱虚县（含安丘一部）的管仲后裔管宁是也。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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