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大理文化生态保护区入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我十分激动。这些年来，从申报到建设，再到如今成功入选，我很荣幸成为参与者、实践者与见证者。
大理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共有13个世居民族，四级非遗项目共723项，其中国家级项目18项，位列云南省第一。作为“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古都”，大理州肥沃的非遗文化“土壤”，成为我们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底气。
白族三道茶州级代表性传承人董丽（左二）率徒弟在云南省大理州凤阳邑有风小院展示白族三道茶。杨伟林摄/光明图片
守护好这些文化瑰宝，就必须让更多人认识非遗，传承非遗。以前，非遗在大理州的认知度很低，为打开一扇让老百姓认识非遗的“窗口”，2016年，我们开始筹建大理州非遗博物馆。
当时经费很有限，我心里不禁打鼓：就这，能换来全州12个县市的传承人代表性作品吗？然而，事实很快给我“定了神”。来到鹤庆县，非遗传承人母炳林先生拿出一件银器，多年的博物馆工作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件上好的珍品。还没兴奋两秒，高昂的市价让我一下泄了气。没想到，母炳林先生笑着对我说：“家乡建非遗博物馆，我全力支持。”就这样，这件鹤庆银器被我们成功“收入囊中”。剑川木雕、白族民居彩绘、甲马纸……每到一个县市，当地传承人都把最好的器具文物拿出来，全都低于成本价，有的甚至是无偿捐赠。感动之余，我们也备受鼓舞，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非遗博物馆顺利建成，我们又将一批传习所、文博馆等建在非遗项目的原生地，设在传统村落中，这样既能让这些非遗文化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也能让它传得开、唱得响。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南宋建立初期，为了立国，曾与北方的金及其扶植的伪齐激战无数，其中如郾城大捷、朱仙镇之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小说传奇大肆渲染（如朱仙镇“岳家军八百破十万”等），岳飞和韩世忠等名将及其统领的军队，也广为后人熟知。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不仅具有查字的实用功能,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康熙六年（1667），刚刚亲政不久、14岁的康熙帝曾召见还处于软禁中的南怀仁，向他讨教天文历法知识。康熙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合天与否，有何明显的依据？”即判断历法准确与否，其依据是什么？南怀仁认为，历法“合天与不合天，从古以来皆以测验为依据”。南怀仁提议，用推算日影长度的方法来验证历法准确度。
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宋代文化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是中国古典艺术之巅峰。宋人还开创了一个“诗意生活”的时代，让雅致步入日常，韵味藏于生活。
《礼记·杂记下》说，有人问曾子，“夫既遣而包其余”，曾子告诉他：“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可见，古人认为吃不了的美食应“打包”带回。
作为文明传承和信息记录的载体，书籍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学而时习之”的刻苦，还是“不求甚解”的消遣，书籍总能带给我们以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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