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对待歌剧艺术的观念相同,单纯的“呈现”并不是音乐节艺术使命的终点。正如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余隆所强调的,“音乐节不是汇演,而是要带着明确的主题、思路和理念去策划和呈现演出”,所以我们在音乐节的舞台上看到了越来越多“融汇中西”的艺术实践和舞台精品,它们大幅度扩容了中国音乐的概念,也留下了可贵的艺术尝试。
顶级呈现优秀作品
大师名团青睐中国杰作
2017年,第二十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上,担纲作曲家陈其钢小提琴协奏曲新作《悲喜同源》世界首演的,是享誉世界的俄罗斯小提琴大师马克西姆·文格洛夫。“这是一部非常有挑战性的作品,需要卓越的技巧和敏锐的音乐感知力,我被它感动了”——这是文格洛夫的评价,随后他与指挥家余隆也为这部作品进行了首次唱片录制,由环球唱片DG公司发行。一年后的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决赛中,《悲喜同源》成为了指定参赛曲目,文格洛夫大师则坐在评委席中。
2019年,欧洲顶级的马勒室内乐团在第二十二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舞台上以凝练的乐队编制奉献了当代音乐专场音乐会,作曲家周天、陈其钢、杜韵的多部作品依次亮相,新锐指挥家维森特·阿尔贝罗拉对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每一位乐团演奏家们在排练中都全情投入,我们感受到了中国音乐家们的卓越才华。”
在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努力下,大师、名团不但关注了中国音乐作品,而且发自内心地认可了中国音乐的价值,这是令人无限欣慰的重大跨越。
“我们不止要纪念西方的音乐大师,更要看向中国的大师……这是我们在‘大师与纪念’这个角度进行的探索,不孤立地去看待某一位大师,而是把他放在历史传承的坐标中,凸显他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这是2021年,音乐节艺委会主席余隆在解读第二十四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大师与纪念”主题与节目策划时的真诚表达。在这一年,郭文景、陈其钢、谭盾、丁善德等中国作曲家的作品集中亮相,与圣桑、斯特拉文斯基、马勒等西方音乐大师的作品安排在同一场演出之中,完成意蕴悠远的对话。这也让人联想到2011年第十一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以全套马勒交响曲震撼音乐界的耀眼时刻,作曲家叶小纲的《大地之歌》与马勒的同名杰作并置于一场音乐会之中,穿越百年的音乐对话,精妙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多意,让每位听众的文化自豪油然而生。
南宋建立初期,为了立国,曾与北方的金及其扶植的伪齐激战无数,其中如郾城大捷、朱仙镇之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小说传奇大肆渲染(如朱仙镇“岳家军八百破十万”等),岳飞和韩世忠等名将及其统领的军队,也广为后人熟知。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不仅具有查字的实用功能,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康熙六年(1667),刚刚亲政不久、14岁的康熙帝曾召见还处于软禁中的南怀仁,向他讨教天文历法知识。康熙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合天与否,有何明显的依据?”即判断历法准确与否,其依据是什么?南怀仁认为,历法“合天与不合天,从古以来皆以测验为依据”。南怀仁提议,用推算日影长度的方法来验证历法准确度。
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宋代文化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是中国古典艺术之巅峰。宋人还开创了一个“诗意生活”的时代,让雅致步入日常,韵味藏于生活。
《礼记·杂记下》说,有人问曾子,“夫既遣而包其余”,曾子告诉他:“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可见,古人认为吃不了的美食应“打包”带回。
作为文明传承和信息记录的载体,书籍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学而时习之”的刻苦,还是“不求甚解”的消遣,书籍总能带给我们以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
提起美国的经济,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Wall street)。17世纪时,华尔街是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修筑的一堵土墙。百余年后,华尔街两旁布满了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