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展示中国声音
从集中展演到委约新作
北京国际音乐节是国内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概念”的艺术机构，这个概念于2002年的第五届音乐节上正式面向公众，但事实上在之前已积累颇多。在1998年首届音乐节举办之时，中国音乐作品、中国音乐家就被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音乐节从未有一刻因追求西方音乐经典和国际艺术名家而忽视了中国音乐的重要性。1999年，音乐节明确提出将“中国特色”作为未来长期发展的指导理念。
在2002年的第五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享誉海内外的中国作曲家叶小纲、陈其钢分别举办了题为“中国情怀”和“蝶恋花”为题的专场音乐会，这标志着“中国概念”的首次亮相。两位作曲家以卓越的艺术才情和独特的审美个性，将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前沿的交响音乐语汇熔于一炉，作品在大编制管弦乐团的基础上巧妙加入美声演唱、民族器乐和传统戏曲元素，使东方文化焕发新的光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曲家陈其钢专场音乐会上的三部作品，有两部为中国首演，日后备受国际乐坛青睐的《逝去的时光》则为世界首演。而从2003年全新开启的“让中国歌剧回家”，则是让更多观众听到、看到中国艺术家在歌剧领域的耕耘与探索，这是北京国际音乐节立足中国、放眼全球的艺术视野结出的硕果。
“让世界了解中国，音乐其实是最直观的方式，它没有语言作为理解障碍，人们可以在音符中自由对话。我们一直在说让中国作品走向世界，这意味着要有大量的作品，仅有‘梁祝’、‘黄河’是不够的。要鼓励中国作曲家，要积极委约创作，要给予好作品更多的演出机会，帮助他们走向世界。”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委员会主席、指挥大师余隆多次面对媒体分享这个观点，也正是在这个理念的引领下，北京国际音乐节迅速完成了由“作品展演”到“委约创作”的重要转型。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引人热议的话题。像这种开放性的答卷，除了考察作文水平，字的颜值也会无形中给考官带来好印象。
盛代无隐者，乱世多隐士。历史上，乱世三国是知识分子隐居较盛的时期。比如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有隐居经历。不过先生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隐士，恐怕两说。他是嘴里说要做隐士，但身在南阳，眼睛紧紧盯着外头，随时都希望有人来请。先生还把自己与古代的领导人相比，编成歌曲四处传播。茅庐三顾之后出山了。实际“三顾”都算勉强，因为没有见面，存在变数。说不定“两顾”就答应了呢。这就是“赝品”隐士。纵观当时天下，只有一人，是主观上想做隐士，客观上成就了隐士的理想，并一直保持隐士的状态至死。这个人就是北海郡朱虚县（含安丘一部）的管仲后裔管宁是也。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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