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五千年，无论由简入繁——从刻画符号到大篆石鼓，还是由繁复简——由篆向隶，又从章草向楷书进化，基础理论总是若隐若现，且须臾难离。初唐四家楷风严谨，李邕变右军笔法独树一帜，以至颜筋柳骨，书法成了盛唐气象重要标志，其中，孙过庭、张怀瓘的理论贡献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纵览唐代书史，难觅孙过庭、张怀瓘的踪影。孙过庭英年早逝令人唏嘘，张怀瓘无书法作品存世，二人的理论建树却令时人与后辈心悦诚服、倾心推戴。孙过庭的《书谱》融汇初唐以前五百年书法理论成果，张怀瓘以《书断》名世，“自然感化说”承应孙过庭的“书德论”，为后世演绎成“书教论”，已融入思维、进入血液，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
书谱（局部）孙过庭
孙过庭：推“今草”开笔法之门
孙过庭以《书谱》名世，短短三千七百余言，字字珠玉，熠熠生辉。书法历经商代甲骨文的稚拙期，先秦大篆与秦代小篆的篆书期，再到两汉隶变，实用与尚美并存，进入艺术期，终至魏晋南北朝士族精神介入，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诸体演变完成。历览前代书史，周以书为教，汉以书取士，晋置书学博士，唐代推崇大王。初唐四大家虽未完全脱出二王媚逸遗风，但各具特色各有创新。盛唐张旭、张怀瓘、颜真卿出世，书法与诗歌绘画相辉映，此时的书法，突破模仿王羲之的旧传统。“背羲、献而无失，违钟、张而尚工”一语，体现了孙过庭的书法观，法古而不泥古，以传承促创新。笔墨当随时代。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引人热议的话题。像这种开放性的答卷，除了考察作文水平，字的颜值也会无形中给考官带来好印象。
盛代无隐者，乱世多隐士。历史上，乱世三国是知识分子隐居较盛的时期。比如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有隐居经历。不过先生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隐士，恐怕两说。他是嘴里说要做隐士，但身在南阳，眼睛紧紧盯着外头，随时都希望有人来请。先生还把自己与古代的领导人相比，编成歌曲四处传播。茅庐三顾之后出山了。实际“三顾”都算勉强，因为没有见面，存在变数。说不定“两顾”就答应了呢。这就是“赝品”隐士。纵观当时天下，只有一人，是主观上想做隐士，客观上成就了隐士的理想，并一直保持隐士的状态至死。这个人就是北海郡朱虚县（含安丘一部）的管仲后裔管宁是也。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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