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课讲得好,早在四川任教期间即有口碑。当年的华西大学学生在回忆中说:“周老师上课时一口京片子,讲得抑扬顿挫,娓娓动听。有一次周老师说中国语言这个宝库,其中有无穷无尽的源泉,有魅力无比的珍宝。”“周老师用英语上课,一口流畅悦耳的英语,我们听得如痴如醉……”1954年北上调动之前,四川大学给出的鉴定公函,强调周汝昌先生是最会讲课因而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周先生晚年讲学的风采神情,通过电视留下珍贵影像。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课》,即是根据先生央视《百家讲坛》讲座音像转变而来的课件文本。虽然讲课时的声音、手势、姿态、表情在文字文本中难再呈现,即兴式的漫谈风格,从容不迫的语气乃至言语中的神韵还在。音像节目经过先生的女儿伦玲女士的完整记录与出版编校者的细心整理,加上后来撰写的书前小引、课后小记、讲后感言的提示、扩充与归结,竟然转换成具有独立价值的专业著述,的确令人欣慰。
《中国古典小说课》周汝昌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求信为本,信美结合的“文本”
周先生的央视讲座,以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为题目。整理后的文本,共有六讲。其中《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三书的分量仅有三分之一,先生的主业即红学研究的对象《红楼梦》一书占三分之二。然而给人的感觉,并无轻重不均之感。周先生在开篇“小引”中声明,讲座的重心不放在“传达知识上”,不讲一般性常识,只想“把听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一起动脑筋,想问题,并引发出听众以前未曾想到的、新的意义和体会”。通览课件文本后所得到的体验,所获得的启示,所生发的感想,确已超出题目之限。
盛代无隐者,乱世多隐士。历史上,乱世三国是知识分子隐居较盛的时期。比如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有隐居经历。不过先生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隐士,恐怕两说。他是嘴里说要做隐士,但身在南阳,眼睛紧紧盯着外头,随时都希望有人来请。先生还把自己与古代的领导人相比,编成歌曲四处传播。茅庐三顾之后出山了。实际“三顾”都算勉强,因为没有见面,存在变数。说不定“两顾”就答应了呢。这就是“赝品”隐士。纵观当时天下,只有一人,是主观上想做隐士,客观上成就了隐士的理想,并一直保持隐士的状态至死。这个人就是北海郡朱虚县(含安丘一部)的管仲后裔管宁是也。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南宋建立初期,为了立国,曾与北方的金及其扶植的伪齐激战无数,其中如郾城大捷、朱仙镇之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小说传奇大肆渲染(如朱仙镇“岳家军八百破十万”等),岳飞和韩世忠等名将及其统领的军队,也广为后人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