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本土，瓷器从来都不是梦幻，而是一种真实存在。至少从商代中期开始，具有瓷器基本特征的原始青瓷已粉墨登场，这使得瓷器几乎与中国文明同时诞生。作者范勃嘱我为他新出版的“小书”作序，尽管这部书的篇幅不足200页，却因为所处理的题材，具备了成为一部“大书”的资格。通读全书，我强烈而鲜明的是以下四个印象：
首先，本书在方法论上与坊间汗牛充栋的相关读物都有所不同，探索了对作为“艺术品”的中国陶瓷进行“艺术史”研究的路径。这种路径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陶瓷的造型问题上。在作者看来，陶瓷与绘画、雕塑一样，都属于造型艺术的行列，可以用艺术风格学的方式来加以把握。
例如，作者注意到，早期陶瓷的器形存在着有意偏离功能的倾向，“转而去突出不合逻辑的结构形式与非实用目的的外观美感”，正是这种诉求成就了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中蛋壳黑陶杯那纤细脆薄、空灵精细、令人叹为观止的造型之美。
值得称道的是，在强调造型的同时，作者并没有过度夸大艺术家主观的艺术意志，而是将其放置在与不同材质和媒介相持相让的适应过程中加以动态描述。书中以大量的案例，揭示了陶瓷始而模仿金属器（商周青铜器、隋唐金银器），进而融合金属器的器形和纹饰，终而在造型、纹饰和釉色各方面，均创造出以宋代五大名窑瓷器为代表的那种登峰造极的杰作的完整过程。
《成器之道：史前至宋的陶瓷造型艺术》，范勃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其次，本书在年代上仅仅叙述到宋代，对于中国陶瓷史后半期辉煌的青花瓷和彩瓷时代不置一词，显属有意为之。宋代的物华天宝，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终结和近世文明开端的标志，无疑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而上述年代序列的选择，犹如一次腰斩《水浒传》的行径，使中国陶瓷史在其第一个高峰期的花好月圆之际戛然而止，正是为了刻意宣示，前述从模仿、融合到创造的艺术生产过程已然完成。
盛代无隐者，乱世多隐士。历史上，乱世三国是知识分子隐居较盛的时期。比如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有隐居经历。不过先生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隐士，恐怕两说。他是嘴里说要做隐士，但身在南阳，眼睛紧紧盯着外头，随时都希望有人来请。先生还把自己与古代的领导人相比，编成歌曲四处传播。茅庐三顾之后出山了。实际“三顾”都算勉强，因为没有见面，存在变数。说不定“两顾”就答应了呢。这就是“赝品”隐士。纵观当时天下，只有一人，是主观上想做隐士，客观上成就了隐士的理想，并一直保持隐士的状态至死。这个人就是北海郡朱虚县（含安丘一部）的管仲后裔管宁是也。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南宋建立初期，为了立国，曾与北方的金及其扶植的伪齐激战无数，其中如郾城大捷、朱仙镇之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小说传奇大肆渲染（如朱仙镇“岳家军八百破十万”等），岳飞和韩世忠等名将及其统领的军队，也广为后人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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