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叙事审美的艺术表达，其文化记忆的功能不是通过纪念碑、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这样的实体建筑物来维护与传承记忆，而是通过故事、氛围、语言、趣味、习性、格调等感性叙事为一段文化时空来承载记忆，形成其跨越时空的“记忆之场”。小说作品以“知之”，更以“好之”“乐之”的感性魅力，以其独特而珍稀的叙事审美记忆融入当下的文化场域，建构文化共同体的兴味、美感与境界。

只有深沉而开阔的艺术境界，才能让小说形成引领性的精神力量

小说塑造人物，描摹气氛，终究是要成就一部叙事作品的风神气度。艺术境界的高低，对小说的风神气度有着不可低估的内在影响。只有深沉而开阔的艺术境界，才能让小说形成引领性的精神力量。

唐代诗学理论出现了以《二十四诗品》为代表的以境显理的“境界式批评”。通过境界来衡量诗歌作品在人生领悟、历史洞察或宇宙感受等诸方面的差异性品格。诗情缘境生，诗理缘境发，诗歌的“境界式批评”多是通过物境与心境的关联来品鉴艺术境界的高低。小说的艺术境界除了物境与心境，更要通过一系列的遭遇叙述即人物的命运变幻显现主人公的胸襟气象。小说的艺术境界呈现是逐步展开的，这一过程与故事、性格、言语、行为、心理活动特别是人物命运处境连续性变化相伴随。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各色人物，所谓“上上人物”“上中人物”“中上人物”“中下人物”等细分，这是中国美学传统中以人物品藻来评判审美对象的风习在小说评点中的具体运用。《水浒传》中武松与石秀的故事颇有相似之处。金圣叹感叹武松受了冤屈“落落然受之，并不置辩”，这样的英雄“如冰如玉”，石秀则“一片精细，满面狠毒”。“务必辩之：背后辩之，又必当面辩之。”这是金圣叹的高明之处，他不是通过英雄的膂力，而是通过英雄受委屈后的态度指出他们精神气象的落差与处世格局的分野。这样的小说评点，事实上是以人格境界来判分审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