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官员上早朝时，突然内急怎么办？(2)

2023-07-24 11:13:02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A+A-

但如果不知道此礼节，想要忍住待到仪式结束，则更有可能失仪，甚至可能遭到处罚。

明英宗时，刑科给事中曾瑄因为早朝时内急，不知是怕禀报失礼还是真的太着急，竟然直接在殿前丹墀（即宫殿前的台阶）失禁，在诸多同僚面前丢脸不说，还引得明英宗大怒，将其一降到底，贬为福建连江县主簿，从此仕途黯淡。

曾瑄之后，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十一月，太常寺卿陈道瀛奏祭祀，咳嗽失仪，遭到御史陆琳弹劾。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谭纶因咳嗽被夺俸一月。可见，若明朝官员身体不适或内急选择忍耐，承担的风险实际上比告退离去要高得多。明朝早期，对于失仪的处罚多有杖责，隆万年间之后，罚俸、降调、去职则是主要手段。

这类失仪尚且不会导致什么严重后果，但在排班问题上的失仪，除了引起礼仪原则的讨论外，严重的甚至会造成朝臣之间的对立。所谓排班，即朝会时的排序。洪武初年规定，以品次排立。朱元璋下令制作百官班序牌，列宫殿前阶梯左右的木栅，规定文武百官上朝时需按排序排立，违反者要受到惩罚。

后来的明代皇帝虽多次强调，但实际上没能起到约束作用，关于官员上朝时品级混乱等问题屡被提及。明武宗时期，文武百官例赴灵济宫学仪，成国公朱辅与定国公徐光祚争为班首，原本是成国公朱辅列于班首，而徐光祚则失仪欲与朱辅争夺，官司打到明武宗朱厚照那儿。明武宗各打五十大板，二人同时处罚，实质上则表明对徐光祚的支持，继而引发了勋贵之间的矛盾。

随着洪武、永乐这类强势君主的逝去，官员们逐渐也不再那么在意失仪的事情。据历史学者邱仲麟研究，明中叶以后，明代朝仪逐渐无序，朝臣在朝堂上愈发肆意。对于各种乱象，明朝皇帝也有整顿的想法，《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年间，皇帝见到朝堂上毫无秩序大为光火，上谕发鸿胪寺，要求鸿胪寺整治朝堂上随意咳嗽、吐痰、窃窃私语的官员。

但显然，嘉靖皇帝的整治效果并不明显。万历初，甚至出现了百官服色、束带都未遵从规定；行礼时也出现了咳嗽、吐痰的现象。这一点也体现在同时期的礼科都给事中林景旸的疏陈中：

“近日以来，朝仪不肃，人心滋玩。入掖则互叙寒暄，声闻上彻。及至丹墀，则转相回顾，嘻笑自如。侍班而唾涕不已，序立而倾跌失容，甚至称疾偷安，任情高卧。”

到了这时候，官员若在朝堂上告退前去解决内急，也不必如明初一般如临深渊，至于是否失仪，在意的人也越来越少。明代中后期的官员“失仪”行为逐渐增多的同时，早朝也越来越少，官员上班时内急的情况也就很难出现了。

荒废的朝会与摸鱼的君臣

明初的高压模式对皇帝与朝臣的治政态度有相当高的要求，也就注定了无法长久维持。即便在明太祖生前，许多奏事规则也发生了改变，礼仪变得轻松随意。不过，其作为主要政务处理的功能仍被保持下来，早朝处理不完就开午朝，午朝处理不完再开晚朝，明朝君臣仍然需要高压工作，内急的事应该也不少见，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德十年（1435）时发生了变化。

宣宗英年早逝，英宗冲年即位，登基时仍为一孩童，无法承担朝会处理事务之责，更无法像父祖一般亲自裁定事务。一番争论下，诸勋贵与大臣达成共识，选择削弱早朝的理政功能，规定早朝奏事类目与数量（《春明梦余录》）。

此外，辅政大臣令通政司先一日将即将处理的事务交由内阁预先处理，皇帝只需照着回答即可。早朝奏事减少这一传统在英宗成年后并未取缔，而是因袭了下来，明朝君臣在朝会上开始了“摸鱼”阶段。其后的成化年间，又删减早朝特定日期的奏事数量，加之内阁票拟、司礼监批红、廷议等制度的逐步成型，早朝已经遭到沉重打击，逐渐成为一种政治礼仪，除重大事件外，很少处理实际政务。明代具体的政务处理中心便由早朝移于内阁与六部。

大明官员上早朝时，突然内急怎么办？

文渊阁，明代国家藏书之所和内阁学士议政的政本之地。来源/纪录片《中国通史》截图

到隆庆皇帝驾崩，神宗万历皇帝继位以后，张居正摄政，为顾及年少的万历皇帝，又将朝会改成逢每月三、六、九日和朔望（初一和十五）不到三天一朝，“日朝”从此不复存在。

除了规定的早朝日期减少外，明代中后期还出现了由皇帝主导的各种长期停朝的情况。如于慎行所说：“自甲午（嘉靖十三年）以后，凡三十余年不视常朝，即岁时肄礼，惟讲会同之仪。”到了万历十七年（1589）后，皇帝上朝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这也导致了“上久不视朝，是日遣内使言奏对数多，不耐劳剧”。

曾经风行于各类文学作品中“万历皇帝二十八年不上早朝”这一说法，某种意义上，确实指出了万历皇帝的摸鱼和懒政，但其上朝次数虽少，也还没到二十多年不理朝政的夸张程度。万历皇帝的荒政在于其积压奏疏不发、官员任用迟钝与久不决策，就像是拖延症一般，而不是不上早朝。毕竟，彼时的早朝上只徒有其表，国事的讨论退居其次，引奏、谢恩等例行公事成为早朝的主要任务。这时，上不上早朝，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大明官员上早朝时，突然内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