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在古代,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不容易,连以善于旅行著称的诗仙李白也不免感慨“行路难”。那么千百年来,古人的旅行究竟是什么情形?
行路难,何以为缚
从观念上来说,古人认为,无论远近的出行都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远古时候,当我们的祖先们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去处,会设想遭逢许多山林川泽的恶毒生物,以及种种鬼怪妖魔,于是在决定要出发前,需要学习各种知识作为准备,应对未知的困难,便有“铸鼎象物”之说,即将牲畜、神灵的图像刻在鼎上,“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不会遇到不吉之事),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左传》)。同时,受儒家文化影响,自古以来“重农抑商”“安土重迁”的观念,以及“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谆谆教诲,也时刻警醒着古人们不要轻易出行。
若从客观来看,限制着古人出行的因素还有很多。
交通不便。秦以前,只存在以各诸侯国国都以及著名经济都会为中心的局部交通网,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来往相当困难。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为例,若不是秦国耗费极大人力物力修建了架空的栈道连通中原和蜀地,恐怕秦一统全国的版图上定会缺失蜀地一块。随着秦汉以后大一统的到来和“车同轨”的实行,全国性的交通网络逐步建立,古人长距离的出行成为可能,但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如陆路常用的驴、马、牛车、马车,水路乘行的船舶,受自然环境和道路条件影响甚大,不仅使用成本高、行驶范围小,且舒适感欠缺,极易舟车劳顿。
饮食住宿不便。古代供旅人打尖投宿的饭馆、客栈很少,旅行者必须自带粮食甚至炊具碗筷,否则没有东西充饥,也没有条件做饭。《庄子·逍遥游》写道:“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意思是行前口粮要备足。《列子》中讲述过一名韩娥女子东行齐国,中途粮食吃完了只好用唱歌来换取粮食的故事;《论语》也记载孔子带着弟子出游,在陈国“绝粮”,随从有因此而生病的。至于住宿,官方提供的旅店称之为驿传或驿站,战国时期便出现,秦统一后进一步完善,但仅供公务人员歇息,设施条件也比较简陋;随后,民间商业性质的客舍、旅店逐步发展,为路上的旅人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歇息和庇护,却因分布不均衡,导致长途旅行者难免遇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情况,自寻办法过夜为常事,遇上雨雪或自然灾害,其凄惨意味不言而喻,如诗人贾岛《冬夜》所写:“羁旅复经冬,瓢空盎亦空。泪流寒枕上,迹绝旧山中。”
南宋建立初期,为了立国,曾与北方的金及其扶植的伪齐激战无数,其中如郾城大捷、朱仙镇之战等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被小说传奇大肆渲染(如朱仙镇“岳家军八百破十万”等),岳飞和韩世忠等名将及其统领的军队,也广为后人熟知。
《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字典,它不仅具有查字的实用功能,还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里程碑意义
康熙六年(1667),刚刚亲政不久、14岁的康熙帝曾召见还处于软禁中的南怀仁,向他讨教天文历法知识。康熙提出了一个问题:“法合天与否,有何明显的依据?”即判断历法准确与否,其依据是什么?南怀仁认为,历法“合天与不合天,从古以来皆以测验为依据”。南怀仁提议,用推算日影长度的方法来验证历法准确度。
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宋代文化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是中国古典艺术之巅峰。宋人还开创了一个“诗意生活”的时代,让雅致步入日常,韵味藏于生活。
《礼记·杂记下》说,有人问曾子,“夫既遣而包其余”,曾子告诉他:“既飨,卷三牲之俎归于宾馆”。可见,古人认为吃不了的美食应“打包”带回。
作为文明传承和信息记录的载体,书籍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学而时习之”的刻苦,还是“不求甚解”的消遣,书籍总能带给我们以精神层面的愉悦和满足。
提起美国的经济,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大名鼎鼎的华尔街(Wall street)。17世纪时,华尔街是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修筑的一堵土墙。百余年后,华尔街两旁布满了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