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在河南省仰韶村，一位特殊的客人，挥下科学发掘的第一铲。中华文明的“寻根之门”，由此开启。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仰韶文化是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而考古学，也在对于历史遗产的探寻中，点亮华夏文明的绚烂曙光。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考古和文物保护工作。历史和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本期《习近平讲述的故事》将穿越时空，把镜头对准仰韶文化，与您一同探索这块关乎历史遗产与文明根脉的“拼图”。
从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前三千年，仰韶文化是中国分布范围最广的考古学文化，其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绚丽的彩陶。先民们抟土制陶，勾画狩猎、渔牧、星月等景象，形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也就是“仰韶文化”。
191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应邀来到中国。他和他的助手在仰韶村发现了石器标本，并敏锐地意识到，这里可能存在着远古时代的重要文化遗存。在中国政府的许可下，1921年，安特生与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一起，在仰韶村进行了36天的正式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珍贵遗物。
根据出土器物，相关专家判断此地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并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仰韶村遗址的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结论。
每年的高考作文，都是引人热议的话题。像这种开放性的答卷，除了考察作文水平，字的颜值也会无形中给考官带来好印象。
盛代无隐者，乱世多隐士。历史上，乱世三国是知识分子隐居较盛的时期。比如诸葛亮，自号卧龙先生，有隐居经历。不过先生是不是“货真价实”的隐士，恐怕两说。他是嘴里说要做隐士，但身在南阳，眼睛紧紧盯着外头，随时都希望有人来请。先生还把自己与古代的领导人相比，编成歌曲四处传播。茅庐三顾之后出山了。实际“三顾”都算勉强，因为没有见面，存在变数。说不定“两顾”就答应了呢。这就是“赝品”隐士。纵观当时天下，只有一人，是主观上想做隐士，客观上成就了隐士的理想，并一直保持隐士的状态至死。这个人就是北海郡朱虚县（含安丘一部）的管仲后裔管宁是也。
无论古今，学子们毕业都充满着仪式感与庄重感。中国古代的学子如何才能称得上“毕业”？古代是否拥有像今天的学生那样严格、固定的学制和毕业期限？古今的毕业礼有何异同？一起来看。
在中国历史记载中，最为悠久的“旅行者”，无疑要数大禹。作为一位神话纪元的“圣王”，大禹不再仅仅像他之前的圣王那般率领族人迁徙或率军征战，而是带领民众疏导黄河流域泛滥的大洪水，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也留存下远超尧舜的古迹点位与相关治水传说。从山西陕西两省间的黄河两岸到浙江北部的会稽山，以至于战国时期诞生的我国第一篇区域地理著作《禹贡》，便以“禹”冠名，我们也更容易听到“禹迹”的传说，而非“尧迹”“舜迹”。
清朝体制规定，皇帝出巡，方圆百里的官员必须前来接驾，这当然也是官员在皇帝面前表功的机会。1699年，41岁的曹寅迎来了机会。这是康熙的第三次南巡，这是一次盛大的出巡。此次康熙出巡，带了皇太后和七个皇子，在苏州待了六天，在杭州、江宁各一周，康熙全程都很安心、闲适。
我国自古重视对儿童的教育，古人提出“蒙以养正，圣功也”的观点，倡导在一个人年幼时即培养其纯正的品质。古代教育儿童的“蒙书”洋洋大观，在使儿童识字、掌握读写技巧、获得文史常识的同时，也使其见贤思齐，涵养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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