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推出的“南张北齐——张大千齐白石书画艺术特展”，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画的不少全新视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便是中国画的“工匠精神”。

众所周知，中国画是一门高雅艺术，而高雅艺术忌讳同时也应排斥的便是工匠、画匠和匠气、俗气。这里的工匠、画匠指的是画品和风格，而工匠、画匠必成匠气、俗气，匠气、俗气又必出工匠、画匠。如清代沈宗骞《芥舟学画编》认为画俗约有五，曰格俗、韵俗、气俗、笔俗、图俗，而倡导“高雅、典雅、隽雅、和雅、大雅”。雅俗如水火，不能相容。

这一雅俗之分的关键，一直在中国画坛延续着，如刘海粟先生1923年在上海美专作《制作艺术就是生命的表现》演讲中所说：在宋有画院，以画试士，画风极一时之盛……但是他们作画，自己并没有主观感受，仅仅是顺从画院规定的格式以博帝王的欢心，所以院体派的画千篇一律，好似刻板一样，有工艺的价值，而没有艺术的精神。这种仅以技巧为主的画，完全为别人所支配……明末清初，八大、石涛、石溪诸家的作品超越于自然的形象，是带着一种主观抽象的表现，有一种强烈的情感跃然纸上，他们从自己的笔墨里表现出他们狂热的情感和心灵，这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不受前人的束缚，也不受自然的限制，在他们的画上都可以看出来。在他们的画幅上，虽一丝之隙，一分之地，都是他们生命的表现；即使极微妙之明暗间几为官能所不能觉察之处，亦有其精神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当时张大千、齐白石致力于为中国画输入“工匠精神”，就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二

事实上，在中国画的高峰唐宋时期，画坛的主要力量基本上都是工匠、画匠，包括从唐代画圣吴道子到莫高窟的画匠，从五代时期的西蜀画家黄筌到国画院的画工；而画史上的精品力作也大多出自他们之手，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仅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不作排斥，反而进行推扬。如高度评价“士人画”的苏轼，对韩干、郭熙等画工的作品同样不吝赞词。然而，从明中后期开始，随着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画工画便被排斥到了边缘，接地气的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从此也被认为是匠气、俗气而不登大雅之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