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面对李秀成的十万回援大军，曾国荃就苦了。

自1862年9月开始，曾国荃和李秀成在金陵城下展开轮番激战，最激烈时，曾国荃目不交睫，衣不解带，几乎崩溃而死。

更让曾氏兄弟觉得围攻金陵是拿命换来的还有一事，曾国葆在围城最困难的时候死在了军中。

所幸，由李鸿章、左宗棠主导的苏南、浙江战局在随后迎来了逆转。曾国荃抓住李秀成转而兼顾苏南的机会，几路并进，向金陵发起了强大攻势，并最终在1864年2月彻底突破了天京外围天堡城，兵临金陵城下。

客观地讲，曾国荃咬定青山不松口的坚忍与绝狠的确让人生畏，这大概也是李鸿章不敢草率抢功的一个次因。

正如李鸿章幕僚私下议论的那样，”湘军百战之绩，眼见大功垂成，怎甘拱手让人？淮军如去天京，湘淮必有一战。“

然后，李鸿章和曾氏兄弟间形成的这种兼顾现实的默契并没能换来朝廷的理解和默认，见李鸿章有拖延之意，朝廷很快又发出了催促谕旨。

面对朝廷的步步紧逼，李鸿章和曾氏兄弟间的情义默契自然就无法那么纯粹了。

如此，在表面的默契下，一场朋友间的博弈便无法阻挡地上演了。

这是此段历史中最有意味，对我们现实的人际关系最有参照意义的地方。简单说，深处现实社会，事关利益时，少有人能做到单纯地只讲情义，更多的人是一边维护自身的利益，一边维系朋友间的情义不破。

这种朋友间的微妙博弈不是庸俗，而是现实下的理性前行。

如李鸿章与曾氏兄弟这样的情况，通常，率先展开博弈的一定是处于明显压力下的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