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慈禧和恭亲王比谁都参得明白。

如此说来，此道谕旨对李鸿章的境界无疑是一次不大不小的考验。

在官场，情义的底下永远埋藏着己利，己利不发芽未破土，从面上看似乎是因为情义的土壤足够厚重，其实不过是己利的诱惑不够大。

李鸿章被很多人视为晚清最会做官之人，从他和曾国藩的关系上亦能鲜明地看到这一点。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了一点，与曾国藩分抢那个最大的苹果是不明智的，有朝一日从曾国藩手里接过整个苹果才是最得官场智慧精髓的。

简单说，用握手的方式取而代之永远比用削弱打倒的方式来的高明。

因为用前者的方式最终上位，脚底不脏。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官场境界，所以会攻金陵，分食大功的诱惑终是难让李鸿章“不仁不义”的。

相反，这个时候他会把情深义重讲得足足的。

为此，李鸿章特意给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俩去信。在给曾国荃的信中，李鸿章甚有情义地说道，”沅浦（曾国荃）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敢轻言越俎，更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

曾国荃是个霸道护食之人，对李鸿章的这一番好意，他没有客气，直接笑纳了。

在曾国荃看来，他是有这个资格的。

1862年春天，就在李鸿章率领草创的淮军驰援上海时，曾国荃率领湘军主力沿芜湖、巢县、无为、运漕、和州一路同时向金陵围杀而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曾国荃，洪秀全急令李秀成从上海撤军，回援他们口中的天京。在客观上，此时的曾国荃是间接帮了李鸿章大忙的，否则凭李鸿章的区区几千人，很难在上海站稳脚跟，更难抵挡李秀成的十万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