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诱因看，当时的“黄马甲”运动由马克龙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失速”引发。从趋势看，危急关头，马克龙大踩“刹车”，宣布就改革事宜进行全国讨论，展现出对话和倾听姿态，以平息反对浪潮。

 如今，与马克龙相比，欧洲政客们的回旋空间似乎更小，经济困境向政治领域延烧的趋势愈发明显。

 俄乌冲突发生后，欧洲政客强烈支持乌克兰，大力制裁俄罗斯，并承诺摆脱对俄能源的依赖。但由于欧洲长期对俄罗斯能源过度依赖，能源转向说易行难。再加上各国仍受到新冠疫情、自然灾害、供应链中断等因素影响，外界预计，欧洲明年的通胀可能比今年更糟。

 经济压力下，欧洲的政治风向怎么吹？有民调显示，法德民众对乌克兰的支持度正在下滑，欧洲民众对政府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产生更多质疑。外界担心，如果通胀、失业和经济衰退趋于恶化，或冬天的天然气供应意外中断，人们可能会看到内乱、冒险和政府不稳定在更多欧洲国家蔓延。

 “俄乌冲突的余波正在提升欧洲内乱的风险。”英国风险咨询公司Verisk Maplecroft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未来六个月，波黑、瑞士、荷兰、德国和乌克兰是动荡风险上升最大的欧洲国家。

 “不可否认，东欧和西欧国家都出现一些对俄乌冲突的立场进行反思的声音，但依然不是主流。”叶江指出，欧洲主流民意仍是支持对乌援助、对俄制裁，因为这是涉及本国安危存亡的问题。民众的不满意主要集中在“谁来为政府支持乌克兰的行为埋单”？这其实又回到社会不公的问题。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团体会有不同声音。受损失最大的底层民众当然会通过行动表达反对意见。

 崔洪建认为，正是因为抗议活动由多因素叠加引发，各国政府在回应或政策调整上难度就更大。很多政策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比如，经济压力下究竟是求增长还是求稳定？摆脱通胀究竟要靠减税还是加税？由于政策空间越来越小，就更容易在政治上引起不稳定和动荡，尤其是当这种困境被反对党或民粹势力所利用，后果可能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