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这两子八女，没有败家的，都是给家族贴金带彩的。

这一点，对于中国传统大家族而言，太幸运，也太重要了。

朱家大公子朱泽农，南开高材生，与周恩来同窗。1957年周恩来拜访朱家，一口就说出朱家大公子是南开五班的学生。

朱家二公子朱海北，当时北平城有名的翩翩公子。上海滩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维善在其口述历史中，曾专门讲到朱海北，赞他风流倜傥，当年曾追求过“冬皇”孟小冬，其人非常有派头，性情也好，绝非一般的纨绔子弟。

当然，比起两位公子，朱家的八千金才是将家族门楣发扬光大的关键所在，当时北平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朱家一棵树，每根枝头都落在一只金凤凰。

朱家二小姐朱淇筠嫁给了周恩来口中的“南开学长”章以吴；四小姐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副官吴敬安；五小姐朱湄筠嫁给了张学良的秘书朱光沐；六小姐朱洛筠嫁给了张学良的胞弟张学铭；九小姐嫁给了吴俊升的独子、张学良的拜把兄弟吴幼权。

由此可见，当年北平城的三大家族，相互间的纽带便是朱家的千金。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周恩来特意请章士钊给朱启钤写信，劝说他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台湾。上海解放后，周恩来又派朱启钤外孙章文晋赶往上海，将朱启钤接到北京，定居在东四八条的一处大宅院内。

投入新中国的怀抱，朱启钤爱国心切，很快将中兴轮船滞留香港的九条轮船，召回国内支援国内海运。

1950年代，人民政府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征求朱启钤的意见。

朱启钤谈了几点：一、天安门广场的周围，不要修建高于天安门城楼的建筑；二、扩建广场，移动华表时，要注意保护。特别是西边的那座华表，庚子年曾被打坏过，底座有钢箍，移动时要注意；三、广场上东西两面的“三座门”，尽量不拆；四、东西“三座门”之间南面的花墙是民国二年为了与东交民巷外国的练兵场隔绝，在改建新华门的同时修建的，并非古迹，可以拆除。

如今看来，这几点都是真知灼见。

1961年10月12日，朱启钤九十寿辰，周恩来送来了祝寿花篮，并应邀到朱家吃了一顿“便饭”。

吃饭时，周恩来对朱启钤风趣地说，你当过总理，我也是总理，我们这是“两个总理的交往”。

也就是在这一年，朱家五小姐朱湄筠为周恩来充当“信使”，为家族再次增添了荣光。

1961年12月12日，在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宴会上，周恩来回忆起当年他在延安、西安多次会晤张学良的往事，即席发表了感人肺腑的讲话。在座的张学良二弟张学铭、四弟张学思和许多东北军旧部潸然泪下。

面对此情此景，周恩来越发思念在台湾幽禁的张学良，萌生了与他通信，送去大陆亲友问候的设想。

可是海峡两岸咫尺天涯，派谁去充当“信使”，最为保险可靠呢？

想到朱家与张学良的特殊渊源，以及马君武在1931年的那次乱点鸳鸯谱，周恩来将目光投向了朱家五小姐朱湄筠。

朱湄筠当时定居在香港，获悉周恩来有与张学良通信的念想，十分感动，当场答应北京来的联络员，一定亲往台湾转交密信。

确定了朱家这位“信使”，周恩来这才动笔写了一封经过深思熟虑、饱含深意、仅有16个字的密信：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

这封既无收信人名号，也没有写信人署名的特殊信件，是周恩来考虑到当时台湾当局对张学良严加监控的情势而有意为之。他相信张学良肯定能够认出他的笔迹，因为他们之间有过多次书函往来的历史。

除了国家情怀，周恩来还想到了亲情，为此，他让张学铭和张学思给大哥张学良各写了一封家书。

朱湄筠接到这三封信后，密封在一只精致糖果盒的底层，然后正式向台湾当局申请赴台探亲。在台湾亲友们的鼎力相助下，朱湄筠于1962年4月顺利进入台岛。然后，到了台北之后，朱湄筠发现张学良的行动自由十分有限，身边有众多不明身份的“保镖”跟随，如果贸然去见面，很可能引起警觉。

于是，朱湄筠在台北住下来，耐心地等待机会。

1962年10月，朱湄筠得知张学良将在一次活动中公开露面，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她找到早年熟知的黄仁霖（此人是国民党励志社总干事，宋美龄的大管家），请他将一个糖果盒转交给当时正住在董显光家中的张学良夫妇。

黄仁霖不知道糖果盒里的秘密，爽快地答应了老朋友的请托。

张学良拿到糖果盒，得知是昔日绯闻舞伴朱家五小姐特意送来了，立即就意识到其中必定藏有玄机。

打开一看，三封弥足珍贵的书信映入眼帘。

那一刻，张学良的心情可想而知······

晚年，朱湄筠随子女移居加拿大。1991年，张学良夫妇在美国夏威夷定居后，她才得以与张学良夫妇见面，那时，距离“赵四风流朱五狂”已过去了整整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