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风流朱五狂”，朱五究竟是谁？其父北洋名流，家族非同寻常_文史频道

在袁世凯手底下，朱启钤将官场分寸拿捏得极恰当，一方面他感念袁氏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从未变节，背叛姨父瞿鸿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瞿鸿禨在与袁世凯的官场争斗中，最终败北。见到姨父被革职，朱启钤拎得清，他即刻递交辞呈，誓与姨父共进退。

此举虽是背离北洋系，结果却赢得了北洋系的尊重。

一年后，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保奏朱启钤为蒙疆事务局督办。为了家族前程，朱启钤并不迂腐，他拜见姨父大人，说明官场胜负如同春秋之变，赢得姨父的谅解后，他抖擞精神，旋即出关，开启新的仕途征程。

宣统元年（1909年），朱启钤受命远赴俄属西伯利亚、日本北海道等地考察。回国后，徐世昌又推荐他担任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兼津浦铁路北段总办。

1912年民国建立后，朱启钤先后出任北洋政府陆徽祥、赵秉钧内阁交通总长。值得一说的是，1913年7月，他向袁大总统呈递报告，请规定四时节令假期，袁批准“春节”一项，同意春节例行放假。自此，农历岁首元旦改成“春节”，沿用至今。

1913年，民国二年，因为北洋政府动荡，四十一岁的朱启钤因乱得势，在7月17日、18日，代理了两天的国务总理。8月，熊希龄组阁，朱启钤改任内务总长，兼京都市政督办。

民国报人曹聚仁曾评价朱启钤——桂老当然不是“圣人”，也不是“豪杰”，他们都是会做官的人；他从任陆阁的交通总长起，历赵（秉钧）、熊（希龄）、孙（宝琦）、段（祺瑞）、徐（世昌）诸内阁，一直维持其阁员的地位，任交通或内务总长。

朱启钤之所以如此宦海长青，官场造诣是其次，主要在于他有着那个时代官场所缺乏的责任感以及使命感。

在担任内务总长期间，朱启钤几乎总揽了京城改造的所有重大事项，例如：在西苑辟新华门；拆除皇城宫墙，开通东西长安街，南、北池子大街；改造前门箭楼，形成今日前门箭楼的面貌；改社稷坛为中央公园等等。

因为对京城改造贡献极大，声誉愈加隆重，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朱家成了京城的名门一族。

1915年，对四十三岁的朱启钤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点，因为担任过袁氏称帝大典筹备处处长，袁氏倒台后，他惨遭通缉。当时，有许多人骂他，也有许多人为他叫冤，但朱启钤对这一段遭遇只说过一个字，那就是在他的年谱上留下一句，袁氏“知”他。

这一个“知”字，是落井下石、存心粉饰所不能比的。也许是公道自在人心，也许是为官有口皆碑，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很快撤销了针对朱启钤的通缉令，理由是“其才尚可用”。

随后的一个时期，朱启钤为南北议和积极奔走，但在内心深处，他已厌倦乱局下政治的残酷与肮脏，开始转向实业救国、文化兴国。

机缘巧合。

有一次，朱启钤途径南京，偶然在当地一个著名藏书家那里发现了一本古书《营造法式》。凭借多年的文化修为，他当场断定这本书是中国宋代以前建筑记载最完备的一本书，是真正的宝贝。

为了破译书中的古汉字，真正搞懂掌握这部门巨著的内容，朱启钤以令人钦佩的执著精神，花巨资请来各方精英，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其中的代表人物有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古学家李济等人。

为研究这部巨著，中国营造学社做过许多有价值的工作，尤其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实地考察，至今仍然是民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七七事变”后不久，北平陷落。

1937年年底，在日本特务喜多的幕后操纵下，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伪“北平临时政府”成立。日本人授意王克敏亲自出面，动员朱启钤出任伪“北平市长”。

事关民族大义，朱启钤以全力编纂《贵州碑传集》为由加以拒绝，言称自己早已无心政治。日本人不肯罢休，随即派出大批特务监视朱家当时的住所赵堂子胡同，不久又以征用房屋为名，强迫朱启钤一家搬家。

朱家当时在赵堂子胡同的住所，是朱启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购置的一所未完工的建筑，朱启钤买下后自己重新设计、督造，建成后面积达到2000多平方米，前半部给中国营造学社使用，后半部是朱家家宅。

为了抗战，朱启钤率领全家，义无反顾地搬出了这处大宅，在随后黑暗的日子里，为防止日本人进一步迫害，他“装病”、“写遗嘱”，始终坚持民族气节，未与王克敏等汉奸同流合污。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感念朱启钤的气节，不仅发还了赵堂子胡同的住宅，而且蒋介石在怀仁堂还特意宴请了他。

那一时期，朱启钤除了宁可毁家，誓不落水外，还有一项大义之举，也是美谈。

朱启钤是民国有名的收藏大家，他的收藏意识最早起源于外祖父傅青余，傅曾任河南按察使。启铃三岁时，其父朱梓皋回黔乡试，途径贵州玉屏县时不幸死于覆舟。母亲傅梦琼即携幼子启铃长期居住在外公家，外公喜好收藏，耳濡目染，后来他便有了收藏之心。

朱启钤的收藏，除了古本书画，最具特色、最有价值的是宋、元、明、清的缂丝珍品。1924年，日本实业巨子大仓喜八郎88岁“米”寿，因朱氏所经营的山东枣庄中兴煤矿与大仓有业务往来，朱启钤即以贵州陈年茅台为其祝寿。大仓得知朱启钤正闲居在天津，手头并不宽裕，提出愿以100万的高价收购朱家缂丝藏品，结果遭到委婉拒绝。

后来，眼见时局动荡，朱启钤将这批藏品转让给了张学良，仅收大洋二十万，前提条件只有一个，无论何时不得售以外国人。

“九一八事变”后，这批缂丝珍品不幸落入日本人之手，此时张学良已无暇顾及，但朱启钤却没有放弃。后来，他通过盟兄弟荣厚德的关系，设法让溥仪的“伪满帝室”宣布其为“国宝”，系供“皇帝”溥仪赏赐他人的藏品，日本人因此不敢擅动，存于奉天博物馆。

抗战胜利后，宋美龄亲自到沈阳，安排这批藏品空运北平，先存中央银行，又存故宫博物馆，最终落脚辽宁省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