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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告诫僧青年

太虚曾告诫僧青年:“故今为保存发扬整个的佛教计,必须造成真能住持佛法之僧才,为风雨飘摇中的佛教僧寺开一新出路。此为办僧教育之目的,亦为汝等学僧来此求学应抱之宗旨。”

图:1923年太虚时任武昌佛学院院长图片

太虚关于僧教育的著述包括:1929年的《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1930年的《僧教育要建筑在僧律仪之上》《僧教育之宗旨》《建设适应时代之中国佛教》《峨山僧自治刍议》,1931年的《学僧修学纲宗》《僧教育之目的与程序》《现代学僧毕业后的出路》《佛教应办之教育与僧教育》《从中国的一般教育说到僧教育》,I932年的《现代僧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1935年的《本人在佛法中之意趣》《佛法僧义广论》《建设现代中国佛教谈》,1936年的《论僧尼应该参加国民大会代表选举》,I937年的《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新与融贯》《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I938年的《中国的僧教育应怎样》《现代需要的僧教育》等等。

在其论著中,太虚对始于晚清的僧界教育状况表达了不满,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晚清民初所办的佛教教育,不是立足于整个佛教情形所需来办,也不是为信解行证全部佛教来办,更不是普及佛教教育,只是培养老式的讲经法师,或者研究佛学的学者,皆未办理“造成住持现代佛教僧宝”的僧教育。这样的僧教育的结果就是缺乏愿行纯洁的僧才,更不能组成有力清净的僧团弘扬佛法。太虚心中能够主持佛教的僧才应该首先学会整个的僧伽生活,其次要通达教法,第三是要能理事弘法。

图:武昌佛学院初级大学开学纪念摄影

面对僧界的问题,太虚在其佛教改革的实践中注重加强僧伽教育,从培养僧才着手。他认为住持佛教“应靠三宝”,三宝之中“僧宝第一”,故其一生以建僧为务,其核心就是他的僧教育思想。由太虚亲自倡导并主持、讲学过的佛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柏林教理院、巴利语教理院等,其他太虚参与施教的或与之相关的佛学院还有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法师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法师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法师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容也、量源诸法师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佛学院,慕西、净严法师之河南佛学苑,宽融法师之普陀佛学苑,妙阔法师于陕西之慈恩学院,昌圆、广文法师之四川佛学院,雨堃法师之大荣佛学院,严定法师之荣昌宝城佛学院,又信法师之华西佛学院,永昌法师之贵州佛学院,静严法师之焦山佛学院,大醒法师于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法师于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法师于宁波之白湖讲舍等。另外如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弘慈学院、祝圣学院等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学院之学僧参与施教。

图:1929年9月九华佛学院欢迎太虚合影

民国数十年间在太虚等大德的努力下,各地建立的新式佛学院不下百所,这些佛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数代佛教弘法和研究的人才,流泽惠及于今。但作为新式僧教育事业倡导者之一的太虚对佛学院的办理时刻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并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认为学僧“既然要来做成一个住持现代佛教的僧伽,那么各人自己的身心,就要浸渍在佛法的正见和正行中,而使自己的身心完全与佛法相应,这就是对于个人人格上的为学宗旨。而利他方面,还要拿一个热烈的心肠,来将那佛法昌明建立流传到世界中去。换言之,不仅解行佛法独善其身,还要将佛法扩充到全社会里去.发展到全人类中去”。故不应满足于建几个“法师养成所”,培养一批讲经法师。

图:1930年5月北平四众在柏林寺欢迎太虚合影

正因为最终的目的是将佛法普及于全社会,故太虚不仅对于僧伽的教育十分留意,也注重将佛教知识向社会大众传播,他组织筹办了一批佛化中小学,并经常于上海国民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华西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学府和社会组织演说佛法,可以说真正实践了其将佛法扩充至全体人群的理想。

上图:1930年四川重庆佛学社欢迎太虚;

下图:1931年10月河南郑县佛学社欢迎太虚

(责任编辑: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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