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年轻学僧已经成长为佛教界的领袖人物，他们这一代人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僧人，虽然在人生的道路上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坎坷，但是最终挺过来了，又遇到了历史的好时代，重新开始焕发了青春。

◉本文选自《指月者：“净慧长老与生活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今年5月，有人告诉我净慧长老突然圆寂，让我不胜感慨。我比他大十多岁，但是他却先走了。佛教“三法印”说世事无常，人则去矣，在者亦然，追思吾友，生死两茫。

我与净慧长老的交往可以推到50年前。1956年中国佛学院开始初建，当时从全国各地招收了70余名学僧，这些学僧都是佛教界里的精英，岁数亦不等，有的已经40余岁，有留洋或从军的经历，有的才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净慧长老是当时班上较小的一位同学，他体形羸瘦，但是很有精神。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开始掀起了极“左”风头，不久反右运动就正式开始，佛学院也不能幸免，在这场整肃知识分子的运动中，净慧长老被划成了“右派”，虽然“右派”在当时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凡是经历过这一时期政治运动的人都应该了解，扣上了“右派”帽子的人，已经成为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了，所以这时净慧长老的日子是不好受的。

中国佛学院开学，需要教师。按照上面的指示，北京大学与中国佛学院要相互派遣教师执课。我这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教研室讲印度哲学，于是我被派到佛学院去讲印度佛教，佛学院则派出著名学者周叔迦先生到北大哲学系上课。

我每星期在佛学院讲一天课。佛学院当时还保存了历史的传统，凡是老师到了课堂，全体学僧都会引礼站成一排迎接，地上铺着鲜红的地毡，场面非常隆重，不知现在的佛学院是不是还是这样？

1956年9月28日，中国佛学院首届本科班开学典礼合影（局部）。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净慧长老

在佛学院上课的日子是很值得怀念的，当时能够在课堂上执教鞭的教师都是佛教界里的学问僧，他们的佛学水平很高，且知识广泛。院长周叔迦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居士与佛教教育家，他对中国佛教的研究达到了很深的程度，主讲佛教宗派，鞭辟入里将佛教的知识融会贯通，深受学僧欢迎。巨赞法师是我的老乡，他懂唯识，明禅宗，有文采，又负责编辑《现代佛学》，他在课堂上讲解禅宗。明真法师是南岳僧人，他用一口浓厚的乡音讲解佛教义理。法尊法师是藏汉佛教学者，他对藏传佛教有精湛研究，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没有被安排讲佛学课，而是教古汉语。总之，每个星期我在佛学院讲课时，是我比较开心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可以见到许多师友、乡亲与学僧，每次上课就是一次友好聚会，也是一次学术交流的机会。我讲印度佛教史，这是我在北大哲学系讲过的课。众所周知，印度哲学离不开佛教哲学，但是佛教并不是印度唯一的哲学派别，在印度哲学史上，佛教哲学与其他六师外道和不同宗教派别的哲学一起构成了印度思想史上的纷纭繁复的多样化现象。在中国佛教史料里，保存不少印度其他宗教哲学史料，我的恩师汤用彤先生曾经专门编纂过这方面的书。我在佛学院讲印度哲学，将印度哲学宗教包括佛教在内的哲学介绍出来，这对佛学院的学僧来讲是很新鲜的知识，让他们知道印度除了佛教哲学以外，还有其他宗教与哲学派别，而这些史料就记录在中国佛教的大藏经里，所以我的课程得到了学僧们欢迎，也开拓了他们的眼界。净慧长老在班上是一位低调学僧。由于他的“右派”帽子，有些沮丧，话也不多。他很好学，经常在课余找我提问，我们之间交谈一些学问上的事情。我建议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先静下心来摸一下历史上保存下来的佛经目录，这样可以了解佛教经典的翻译与撰述的情况，以此为契机，而深入地考察中印佛教的历史与文化。他接受了我的建议，在佛学院期间浸润在大藏经里，几年下来已经熟悉了佛经目录，这一段时间的学习与研究的经历，对他后来的佛教事业发展起到了巨大影响与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