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越是高级，也就越是接近生活。”在宫廷文化、古典主义盛行的17世纪，莫里哀逆流而上。在外省巡回演出的经历，令他对生活体察深刻，他将这一切都写进剧本，剧中每个人物都有着与其社会身份和人物性格相呼应的语言风格。除了大量运用俗语、口语，莫里哀还加入了17世纪法国外省民间闹剧中滑稽且令人捧腹的元素，并汲取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角色风格，这让他的剧本语言丰富生动，极易引起观众共鸣。

莫里哀的职业演员经历，也让他的剧作与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明显不同。莫里哀了解表演、了解舞台，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为舞台而作，他写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对话都在排练中被检验、被斟酌、被推敲，而后才会形成文字，成为最终的剧本。这种被当代戏剧人视为带有实验性的、被称为“舞台写作”的新剧本创作方式，莫里哀在300多年前就已经身体力行地实践。正因为舞台而写、为演员而作，他的剧本给予演员们极大的发挥空间，演起来酣畅淋漓，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久演不衰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莫里哀在剧本中塑造的典型形象并不是单指某个人物，而是这个人物所折射出的群体精神状态。他的剧作情境跌宕起伏，戏剧冲突盘根错节，结构严密完整。家长专制、强迫婚姻、金钱利益、遗产继承、病痛与死亡……这些人类永远走不出的人生主题在每部作品中都会涉猎。他塑造的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具有典型性，令你又怒又怜，又悲又喜，百态众生，尽在笔下。

莫里哀作品最动人之处，是让喜剧跨到了悲剧的边界上。读莫里哀的喜剧作品，你会感受到一种氤氲着的“喜剧的忧伤”，他作品中的喜剧性植根于有违人伦道德的社会积习和在顽疾社会中畸形变态的人性缺陷。莫里哀将喜剧性升华到艺术的高度，由单纯嘲笑人的外部缺陷、动作的不合时宜上升到对人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对人性缺陷的深刻观察，并追本溯源，在笑声中揭露异化人心的幕后黑手——病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如《恨世者》，如《悭吝人》，如《无病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