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忘记了，近现代的西方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的。当盎格鲁-撒克逊人需要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中找出一个特征，用来说明本种族在身体、智力和政治上的优越性，“自由”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被挑选了出来，成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意识形态的代名词。也就是说，西方自由主义在诞生之初其实就是盎格鲁-撒克逊主义，而盎格鲁-撒克逊主义则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坚信“劣等”种族注定要占据从属地位，或因竞争而灭亡。

美国在19世纪中期的西进扩张、对德克萨斯和墨西哥的吞并战争，正是以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为精神动力的。随着美国的崛起，这一被赋予了“天命”含义的种族主义又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英美和解提供了思想支撑。英美两国一度被描绘为“在自由和进步的同一神圣使命中的联合政体”，托马斯·杰斐逊则用“自由帝国”来标注这种以盎格鲁-撒克逊主义为内核的美国式扩张主义之特性。

重温这段历史是为了说明，今日西方社会的种族主义思想，其实仍是500年前形成的那些观念的延续和发展，并未随着反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而减弱。恰恰相反，其中以社会同化理论为内核的新式种族主义甚至发展到了如今这个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作装饰的更高级阶段。由于围绕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成套说辞具有高度的迷惑性，西方社会对非西方社会的社会同化，或者说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社会同化，也随之具有了高度的有效性。这就是今日世界几乎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存在有很大比例的“精神西方人”的根本原因。

理解了这个根本原因，人们对于遍布世界各地的“精神西方人”人数之多、同化程度之深、行为之激进，也就不用大惊小怪了。这个群体无非就是西方种族主义在社会同化工程上的现实成果。第一部由非洲黑人作家写的将非洲人描写为低等野蛮人的种族主义著作是1550年出版的，这本由一位名叫利奥·阿非利加努斯的黑人作家所写的《非洲纪行》很好地满足了欧洲人关于非洲和非洲人的种族主义认知和想象，迎合了那个时代发生在欧洲社会的“海外探索与向内探索的精神碰撞”，其影响比欧洲人的同类著作还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