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实行“将兵法”，各部军队极少更戍。所谓更戍，即是轮换戍守的意思，这样一来，士兵往往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的作战条件，能够在更戍中有效平衡不同地区军队的战斗能力。但自更戍取消以来，不同作战部队所面临的战争压力不同：河北百年无战事，因此军队在百年时间内迅速腐败化；西军因长期与西夏作战，所以军队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作战意识与军事素养。

当仁宗、神宗两朝降低中央三衙禁军比例以后，地方军极少更戍，不同地方军之间协调问题逐渐凸显。来自不同系统的军队，必然会对指挥系统有着更高的要求。但此时宋军内部的矛盾，却又显著影响了指挥系统的有效性。《宋史·刘延庆传》说“延庆行军无纪律”，实际上正是这一问题的体现。

▲宋朝中央三衙禁军与地方禁军军额及其比例

十月十九日，东路军都统制刘延庆等率大军再度从雄州出发、入新城县；西路军刘光世、杨可世自安肃军出发，计划入易州、会师于涿州，一同进取燕京。

然而当东路军到达前线之时，西路军却迟迟未到。在燕京附近的良乡县卢沟河一带，东路军遭遇了由萧干、耶律大石等率领的北辽部队，宋军初探以为辽军“兵不满二万，凭河排布”，但却“未究虚实”。但北辽军队的数量绝对不止两万，仅常胜军便“号五万”（《三朝北盟会编·卷10》）。北辽更是有言，“闻汉军十万压吾境，吾师三倍，敌之有余”（《宋史·刘延庆传》），计三十万人，因此“兵不满二万”的判断很可能有误。

双方隔河相望，两方兵马多次进行小规模交锋与试探，互有胜负，但仍处于对峙阶段。至十月二十三日，童贯下令催促刘延庆进军：“军至良乡，连日不进，可出奇以取胜，况我军比贼倍万，以彼较此，利害皎然。仰疾速趋燕京。”

按理来说，攻城战并不应操之过急。宋太祖、宋太宗攻打北汉时，也曾围城数月而返。但对于此刻的宋军来说，时间反而是最为宝贵的：一来，供给五十万军队需要大量的粮草装备，但河北补给严重亏空，军粮“虽曰见在，粗不堪食”且“军器甚阙”（《三朝北盟会编·卷6》），难以长期供给五十万人；二来，金兵进军取大辽中京，据山后地土虎视眈眈，又遣使以修好为名打探宋军虚实，给宋廷造成了不小的外交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宋朝急于在短期内攻下燕京，试图取得战略上以及外交上的主动权，因此“奇以取胜”就成了战术上的第一选择。

在童贯的命令到达以后，刘延庆当即召开了战前会议，而郭药师献谋策“捣虚取之”：即以宋军主力部队向辽军发动正面进攻，吸引其主要火力与注意力；同时，领一支轻骑作为骑兵，渡过泸水、跨过燕山，再与城内汉民里应外合，大开燕京城门。

然而，所谓的奇招往往有其局限性。以奇兵潜入其防御圈内，固然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但却也意味着奇兵部队陷入了敌人防御圈的包围之中。如果不能取得预料中的战果、在短时间内“先擒王”，那么辽军只需抽调一部分兵力回防，就可以击溃这一支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