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史家评论，历史上的大奸大恶，莫过于此，口中所标榜的是效法与追随，心怀天下，实则拿“前朝伟人”当枪作棒，立威夺权。
蔡京干的第二件事更加恶劣。崇宁元年九月，蔡京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秦观等一百一十七名元祐旧臣列为“奸党”，并请徽宗御书刻石，树立于端礼门外，号曰“党人碑”。与此同时，蔡京又按照“同己为正，异己为邪”的标准将元符年间的大臣分为正、邪各三等，被列入正等者一律表彰拔擢，列入邪等者一律降职贬谪，臣僚中有与奸党同名者并令改名。
有史家评论，这是自东汉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党锢之祸，蔡京迫害政敌之心切之粗暴，放大了政治之恶，其影响犹如释出凶兽，为害无穷。
崇宁二年正月底，经历几十载春秋沉浮，蔡京终于升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登临大宋官场的最高峰。
到了这个阶段，蔡京很是明白，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邀宠固权。
如何才能邀宠固权？
蔡京紧紧抓住了徽宗“玩物”的致命弱点。他以为，只要将徽宗引入纸醉金迷的深渊，让徽宗只顾享受沉落，他的处境就安全了，权势就稳固了。
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蔡京再次踩过王安石的肩膀，祭出了所谓的“蔡京新法”。简而言之，蔡京宣布实施的诸如“榷茶法”、“盐钞法”，根本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大肆搜刮民财，以供徽宗挥霍，让徽宗渐渐离不开自己。
崇宁三年，得知国库积累已达五千万之巨，蔡京适时地给徽宗灌起了迷魂汤。蔡京对徽宗说，既然已经富足，那就应该大兴礼乐。
徽宗深以为然，自上蔡京贼船而乐此不疲。
蔡京由此独霸朝政之后，另有一个阴暗罪恶的心理，那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任何人都不能例外。
有心腹提醒他，公不容他人，他人岂能容公？
蔡京听罢，一句话就封住了对方，若要无敌，心必如虎。
正是因为有如此彪悍凶残的心态，蔡京在大宋官场才会六亲不认。崇宁四年正月，蔡京为进一步拉拢宦官童贯，准备封他为陕西制置使，亲弟弟蔡卞认为不妥，公开站出来反对说，宦官镇守边境重镇，必误边计。
蔡京闻讯，果然心如恶虎，不几天便在徽宗面前狠奏亲弟弟一本，然后将其贬出京城，出知河南府。
蔡京将官场登龙术修炼到登峰造极时，唯一忌惮的就是徽宗的帝王心机以及徽宗所迷信的天意。
崇宁五年正月初，京师的天空突然出现奇异的彗星。徽宗被这一异象惊呆，惶惶不安，而后下诏令中外臣僚直言朝政缺失。
野心家刘逵当即上奏，称此乃党锢之祸所致，应毁元祐党人碑，解除对党人的一切禁制，才可消弭天灾。
这番说辞，明眼人一看便知，矛头所指其实是蔡京。
徽宗的反应很强烈，当天大半夜，便命人捣毁了端礼门前的党人碑，一个月后，又顺势罢免了蔡京的宰相之职。
此乃蔡京第一次遭到罢相，说是官场巨大危机，并不为过，然而，蔡京却另有一番深沉逻辑，并不担忧。
蔡京以为，徽宗非雄主，而己乃权臣。若不给他敲打自己的机会，久而久之他定将猜忌不再敢用。现在有小人作祟，天意拱火，倒不是什么坏事，让他罢黜，弃用一段时间，距离产生美，他反倒能感受到己之重要，不能不用。
果然，一年后，也就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初，蔡京不出所料，重回首席宰相的任上。
然而，蔡京看透一切，却没能避免一点。
那就是子效其父，子比父恶。
自第一次遭到罢相之后，蔡京又经历一次罢相，但沉浮轨迹仍在其算计之内。可是到了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情况不一样了，这一次欲一举扳倒他的竟是蔡家长子，更加利欲熏天的蔡攸。
据史书记载，有一天，蔡攸假惺惺地来到父亲宅邸，一进门便抓起蔡京的手作听诊状，然后别有用心地说：“父亲大人脉势微弱，是不是身体有何不适？”
蔡京冷冷地瞥了一眼，没有说话。
待蔡攸一走，蔡京痛苦地说，“此儿想以我生病为借口，让皇上罢免我。”
果不其然，蔡攸很快向父亲捅出一刀，七十三岁的蔡京无奈，只好拱手将权位让给不忠不孝的长子。
奇的是，即便如此，蔡京此前一语道破的官场逻辑依旧奏效，四年后，他竟然再次归来，并以七十七岁的高龄重新掌权。
可悲可叹的是那蔡家长子，此后他竟然勾结童贯，再次对老父以及老父倚重的亲弟弟展开了疯狂撕咬。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蔡京没有想到，蔡家竟以这种方式走到了尽头。
宣和七年，蔡京致仕，蔡家长子蔡攸踩着老父的残躯，登上三公之一的太保高位。同年十一月，金兵大举南下。徽宗痛下罪己诏，并于这年十二月禅位于太子赵桓。随后，徽宗携带家眷以及昔日宠臣，仓皇南逃，躲避战祸。
百姓没有忘记蔡京。
天下没有忘记蔡京。
面对通天喊杀之声，靖康元年，钦宗颁下一纸诏书：蔡京、童贯、朱勔、蔡攸等，久稽典宪，众议不容······
就这样，蔡京踏上了贬谪之路，先是潭州，后又是天涯海角儋州。
因为沿途百姓唾弃他，不愿卖给他吃的，蔡京最终饿死在潭州城郊的破庙里。一代奸臣死后，他的八个儿子和几十个孙子几乎都没有好下场：长子和三子已被朝廷诛杀；幼子被流放到白州后惨死；其余的儿子和孙子全部被流放到边瘴之地，受尽人间疾苦。
人间正道，望到尽头，不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