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欧洲社会所经历的剧烈而令人痛苦的社会动荡，使“群体”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现象，群体心理开始得到研究，社会心理学也由此滥觞。政治心理学诸多领域的研究都起源于社会心理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心理学分享了共同的学科渊源，这也使政治心理学获得了对现实世界变化高度敏感的学科特性。

今天，人类社会正经历堪与19世纪相比甚至比19世纪更为剧烈和复杂的社会变革。如何理解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人，理解社会中人的行为倾向与选择，在人口流动增强、社会日益多元、参与扩大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变得愈发迫切和重要。这个急剧变动的时代也成为政治心理学展示其应对现实社会问题重要潜力的契机。

二十多年前，凭着一股莫名的跨学科热情，我闯入了政治心理学的领地。这种跨学科热情与我1999年秋季学期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和研究的契机相结合，成为激励我开拓新的研究疆域的重要动力。在伯克利的一年时间里，我选修的课程及阅读的文献几乎全部集中于政治心理学领域。

为什么会对政治心理学产生兴趣？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这个问题常会被人问起，但我自己竟然从未想过。今天想来，兴趣的种子可能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种下了。1988—1989年间，当我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时，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与美国密歇根大学开展了一项有关中国地方政府的合作研究项目“四县调查”（“Four-County” Surveys，1990），我作为项目成员参与了其中两个县的调查。调查开始前，项目参与者接受了密集的专业培训。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多位教授亲临课堂，为我们讲授社会调查方法以及这项调查所涉及的具体问题，其中诸多有关民众情感、态度等方面的问题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在走进我们课堂的教授中，就有美国著名政治学家M.肯特·詹宁斯（M. Kent Jennings）。詹宁斯教授因在美国政治、政治心理学研究（尤其是政治社会化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而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1982年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后曾任国际政治心理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SPP）主席（1989—1990）和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主席（1997—1998）。前几年，在与我的电子邮件通信中，他还回忆起他在北大的这段经历。这或许就是我作为一个门外汉不知深浅地闯入政治心理学领地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