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军机处发来的密函时，李鸿章刚从欧美五国回来。李鸿章原以为代表清廷走完这一遭，回来后能再获重用，不料最终还是被闲置在了京城贤良寺，除了文华殿大学士这个虚衔，没有一点实权。

除了心境郁闷，对光绪、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李鸿章的看法也颇为复杂。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赞同新政的，因为新政在有些方面践行了他主张的洋务事业，所以对光绪，他内心有欣赏，也有同情。

但维新派在甲午惨败后对他的攻击和辱骂，很大程度上又消弱了他对戊戌变法的欣赏和同情。

综合起来，这时候让李鸿章秉忠直言，既不符合他的内心，也不符合他的为官之道。

李鸿章敢任事是公认的，但他的敢任事的下面还藏着一层，任事为做官。倘若拿掉他的官字，让他大义凛然地去做君子、纯臣，他是不会干的。

反之，如果给他加上一个官字，他比谁都有智谋，比谁都敢任事。

接下来李鸿章的表现即鲜明地呈现了这一点。

用几十年的官场权谋将军机处的密函咀嚼完之后，李鸿章找到了庆亲王奕劻。

李鸿章对奕劻说，处眼下局势，此等废立大事，一要看太后圣心裁夺，二要探得列强的态度。

奕劻跟各国列强走的近，李鸿章的说法他自然听的进去。于是，奕劻问他，中堂与各国公使馆交往颇深，可否去探听一二？

李鸿章等的就是这个，他说，老朽当然愿意，只是洋人向来势利，如今我闲人一个，即便去，恐怕他们也不会对老朽讲真话。

奕劻问，如何才能探得真话？

李鸿章说，主意倒有一个，如果太后能让老朽暂代一省督抚之职，各国洋人必定前来祝贺，那时顺势一问，必能探得虚实。

奕劻是聪明人，与李鸿章在某种意义上又属同道，既然能借洋人之口阻扰慈禧废立之事，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两人达成了无言的默契。

带着这个目的，奕劻到慈禧那里一说，加之两广总督谭钟麟不善跟洋人打交道，慈禧思虑一番后，也就索性同意了下来。

瞧李鸿章多高明，硬是能从烫手山芋中攫出重获封疆大位的机会。

如此官字加身后，李鸿章跟着就拿出了敢任事的一贯作风，很快他便给慈禧做了正式回复，各国洋人只认光绪，言下之意，废立之事不可行。

借洋人之口，李鸿章说出了自己的主张。

不是官场权谋高人，此事办不到这个地步。

说完李鸿章，接着说张之洞。

与李鸿章不同，此时的张之洞在湖广总督的大位上正如日中天。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戊戌变法期间，他不像李鸿章那样置身事外。

论做官的技术，张之洞一点不比李鸿章差，在左右逢源，游刃有余方面，甚至胜李鸿章一筹。简单说，每逢大事，有好处他必贴身紧靠，有风险他必油滑避开，具体到戊戌变法上，起初一段时间，对新政他是积极支持的，这既跟他认同“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念有关，也跟他两头押宝，不愿得罪光绪的微妙心态有关。

为此，他不光和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曾积极互动，更支持其弟子杨锐在京城深度卷入了百日维新。

然而，当慈禧翻脸发动戊戌政变后，虽然对光绪有同情心理，对慈禧一味扑杀的做法深感不满，但他还是选择在第一时间跟维新派划清了界限。

但跟维新派划清界限并不代表张之洞会站出来公开支持慈禧，反对光绪。

这正是张之洞极油滑的地方，在他看来，光绪仍有死灰复燃的可能，此时冒然反对将不利于他来日的权势。

所以，当他接到军机处的密函时，感觉很烫手。

怎么办才是既不得罪现在，又为来日留下余地的高明做法呢？

据说，张之洞心中有了主意后，还专门找来世外高人给自己把关，最后才拿出了这样一个说法——废立乃皇上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评。

左右两难时，最高明的表态便是说了等于没说。表面上没说，其实左右逢源把各种内涵都包括了。就说张之洞这个表态吧，一来他表明了严守君臣之分的立场，不插手太后家事，这是向慈禧献媚；二来，他表示尊重太后的决定，无论废不废，他都没异议，这是紧贴慈禧；三来，这个没异议归根结底又是没明确表态，万一哪天光绪重新掌权了，此话又可以理解成不表态即是反对，即便光绪是聪明人一眼能看穿其中的猫腻，但至少没有落下公开得罪的把柄。

所以说，张之洞看似贤达，其实绝非纯臣，其官场圆滑造诣实乃登峰造极。

最后来说刘坤一。

真正的正直有担当之人，往往是非黑即白的”恶人“。

关键时刻，往往只有这样的”恶人“才能做到一是一，二是二。

刘坤一对光绪推行的新政，其实是始终排斥的，为此光绪曾发明诏痛斥——刘坤一则借口部文未列，一电塞责。受恩深重久膺疆寄之人，泄沓如此，朕复何望？倘再借词宕延，定必予以惩处。

可就是这个光绪要严加惩办的”恶人“，在接到军机处的密函后，却拿出了维护光绪的一言九鼎之词——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

如此坚守臣节，如此审时度势，难怪当时有人为刘坤一记下了浓重一笔：坤一之有守，无愧纯臣风节，非之洞所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