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上位后，正带着仇恨想收拾王有龄，结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机会便来了。

咸丰十一年下半年，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再次围攻杭州，王有龄上书朝廷，苦苦哀求曾国藩能出兵救援。

此时的曾国藩的确有救援之兵，李续宜、曾国荃、鲍超都可驰援，但越是这样，曾国藩越是按兵不动，袖手旁观，静待最佳时机，拿捏最佳火候。

等时机火候一到，曾国藩随即上书朝廷，左宗棠可以率军救援杭州。

朝廷闻讯大喜，王有龄也以为杭州有救了，岂不知，曾国藩的话只说了一半。

造出左宗棠已率军驰援的声势后，曾国藩密奏朝廷，王有龄劣迹斑斑，无力守城，为名正言顺，请朝廷授左宗棠浙江巡抚一职。

选这个时候为左宗棠要官，曾国藩的火候拿捏可谓是恰达好处，相当于用杭州城预支了朝廷一张支票。在朝廷看来，用一张预支支票换杭州城安危，自然无话可说。

况且，预支的支票将来还可以找理由废止。

曾国藩老辣就老辣在这里，他先是利用朝廷的预支心理，用完马上开始对付这种心理。

据说，正逢单飞的左宗棠起初并没有看出其中的深意，因立功心切，他大有即刻率军援杀过去的架势。

曾国藩拦住他说，老兄，等等不迟。现在你杀过去，救下杭州城，浙江巡抚可能不是你的，救不下更不可能是你的。

只有王有龄城破身亡，浙江巡抚才是你的。

听了这番话，左宗棠随即勒住马头，听曾国藩的，先看好戏，再出手。

如此，王有龄惨死再无任何悬念。

值得一说的说，搞死王有龄后，曾国藩没有“小人更进一步”，在论及王有龄恤典时，他没有踏尸打脸，而是主张劣是劣，忠是忠，有忠义之举朝廷当然要赐予恤典。

仅此一点，以小人手段捅刀，以君子面貌善后，他便比何桂清、王有龄高明了许多。

王有龄干掉后，接下来就该轮到江苏了。

收拾江苏巡抚薛焕，曾国藩依旧是择机而动，趁势落子。

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突然开始围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向曾国藩乞援。

几番算盘打下来后，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援进上海。

因为上海的战略意义重大，这一回曾国藩未耍什么伎俩，而是直接趁势炮轰。

在李鸿章进援上海之际，曾国藩上书朝廷，要求撤下薛焕，以“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接替。

至于撤换薛焕的理由？

曾国藩的矛头很尖锐，也很具体，他详细列举了薛焕腐败无能的种种劣迹，最后得出此人不能胜此重任的结论。

这一回，朝廷直接买单，李鸿章到上海后仅仅过了十七天，朝廷即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收拾完王有龄、薛焕，换是心慈手软或者容易被权势麻痹的人，很容易放过已成落水狗的何桂清。

自江南大营溃败，何桂清弃常州城逃往上海后，此人表面上在苟延残喘，实际上一直为保命、保存残存势力在拼命地钻营。

他究竟是怎么钻营的呢？

何桂清是巧言如簧，善搞关系之徒，利用在江浙的残余党羽，他想钻营出这样一种混淆黑白的假象，他之所以弃城，不是为了逃跑，而是为了保存力量，确保朝廷饷源重地。

毫无疑问，如果此人把这假象搞成，非但死不了，日后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所幸，曾国藩有狠人的一面，面对这种操过同一棋盘的昔日对手，他的想法很坚决，也很智慧，必须置对方于死地，斩草除根。

之所以说曾国藩很智慧，那是因为他有杀心而不盲动，没把关键党羽王有龄、薛焕清除掉，绝不轻易出手。

而一旦将这俩关键党羽清除掉，废了他编织假象的关系网，曾国藩立即问恭亲王奕訢索要来了朝廷拿问的命令，然后和上海租界巡捕房洽谈，逮捕了藏在租界的何桂清，解往北京。

可即便这样，凭借多年在京城经营出的势力网，何桂清还是有翻盘的机会。

保何一党想怎么运作呢？

极力避免斩立决，然后一步步开脱减罪。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出招了。

比起前面或阴或明的手段，这最后一手，曾国藩太牛了。

他一步登峰，来了个道德杀人。

他上书朝廷：”疆吏以城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

一个以城守为大节，以心迹定罪状，何桂清此前所有钻营顿时化为乌有，死得妥妥的！

什么是杀人诛心？

这才是最正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