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进入知天命之年时，终于坐上了早该属于他的两江总督大位。

但如愿以偿的曾国藩却没有一丝一毫的喜悦，相反内心尽是苍凉、如履薄冰之感。咸丰之所以把两江总督的大权放给他，不是因为消除了猜忌，诚心重用，而是因为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无人可以担此重任，只有倚重曾国藩和他统领的湘军。就这样，咸丰起初仍不愿干干脆脆地将两江总督授予曾国藩，而是想用胡林翼。

让湘军为之卖命，却又想将两江权力放到湘军二号人物手里，很显然，咸丰仍想耍弄狡猾且让人心寒的帝王术。若不是肃顺用大刀阔斧的说辞说服了咸丰，曾国藩的处境依旧无法舒展开来，依旧会处于尽心卖命，却受尽掣肘的困境。

因为是如此的被迫不情愿，所以咸丰不可能让曾国藩从容不迫地坐在两江总督的大位上，他一定会压迫曾国藩，让曾国藩不顾一切地去为朝廷卖命。

果然，咸丰是毫不客气，在给曾国藩的上谕中，他刚把两江总督授给曾国藩，紧跟着就严令曾国藩径取苏、常，不得有误。

权力不白给，接了就得卖命的味道很浓重。

这正是曾国藩感到如履薄冰的根源所在。在曾国藩看来，先不论咸丰对他”用死“的心态，单就径取苏、常这一条，就足以导致满盘皆输。

因为战场的残酷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了，东进苏、常必陷死局，唯有改行西进策略，占皖中，进而由长江上游向江宁合围，攻灭太平天国才有上乘的胜算。

但问题是，咸丰在”用死“的心态下刚把两江总督授给他，如果选在这个时候生硬抗命，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满盘皆输。

毕竟，两江总督的权力是曾国藩急需的，这事关他能否顺利布出大赢局。

曾国藩遇到的这个困境其实很典型，刚被委以重任，面对老板错误的决策，既不能去执行，又不能去否定，当然更不能原地不动，让被动变得更被动。

怎么办？

曾国藩的做法是，向老板摆好姿态，以达到巧妙搁浅错误决策的效果，进而再谋划自己的赢局。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考虑，曾国藩才将两江总督的驻节地从宿松移到了祁门。

然而，随后不久，曾国藩就为自己这被迫而为的决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惨痛到他差点在祁门拔剑自刎。

不深入地看这段历史，很容易觉得曾国藩在此犯了刚愎自用的毛病，可一旦深入看下去，你只会觉得成功不易。

为了成功，为了在夹缝中布出大赢局，奋进者往往都会遭遇这个，被迫将自己置入险境来换取机会，而且还不能与身边人说透，只能靠自己的坚韧与智谋，以及不可或缺的运气来扛。

所以说，理解成功，若看不到其中的惊心动魄，看不到真正的凶险艰难，我们终究只是被成功的光鲜外表所蛊惑的肤浅者以及未来的受害者。

因为有这样的难言在，所以在曾国藩驻节祁门后，他和得意门生李鸿章之间很快就上演了一出历史上有名的争执。

李鸿章不是等闲之辈，所以刚到祁门没两天，他就看出了驻节祁门的凶险。只不过，此时的李鸿章仅仅是曾国藩幕府中的一个小幕僚，所以他的着眼点只在眼前，只在单纯的军事安危上。

经过对祁门两天的实地勘察，李鸿章对曾国藩忧心忡忡地说，恩师，祁门地势如同釜底，此乃兵家所说的绝地，不如尽早另择他处，以免来日受困。

依门生之见，可移师东流，那里可进可退，万无一失。

凭曾国藩的经验，这一点岂能看不到，但他却不便说出置身险境的根本所在，所以只能用激将法说，少荃，你如此畏惧，莫非胆小？若如此，尽可收拾行李离开。

这时候，不解曾国藩苦衷的李鸿章必生一念，曾夫子刚愎自用，糊涂呀！

除此之外，就是聪明人的小算盘——必须寻机巧妙地离开这个能要人命的地方。

从某种程度讲，李鸿章对曾国藩的质疑也是一种典型，为了打拼将来，被迫将团队带入险境后，你可能很快就会遭遇现实安危下的离心离德。

可叹的是，曾国藩接下来的处境远远比这个更糟糕。

祁门虽说是军事上的绝地，但凭借四山环绕，只有一条官马大道与外界通连，如果据守此要害的部下得力，如果运气不错的话，在他摆姿态的这段时间内，绝地也会是一块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