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永远是一个点，历史永远是一条线。

因此，现实总是势利的，历史总是残酷的。

在现实中，世人总习惯向成功献媚，用光鲜覆盖不堪；而对待历史，尤其是对待不光彩的历史，恰恰相反，世人又总习惯用反面的东西来抹杀正面的东西。

就拿咱们今天要聊的李鸿章来说吧，在他还没代表清廷签署那些卖国条约的时候，他是成功的，世人看到的也多是他光鲜耀眼、励精图治的一面。可一旦把他放入历史中，只要少许偏激，他之前的光鲜耀眼、励精图治顷刻间就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者形象。

这么说，其实很容易让我们认识到一点，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他的正面往往是涂脂抹粉的，恰恰是侧面，往往代表着一种被掩盖或者被抹杀的真实，一种让我们清醒或者有所悟的真实。

所以，我们要学习从侧面审视现实，凝视历史。

说起李鸿章的侧面，在整个晚清，在与时俱进、革新图强这一点上，包括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这些名臣在内，大概没有人比他更清醒，更富有实干的胆魄和精神。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李鸿章的革新图强、奋力实干，其艰辛曲折的过程或许对我们做事能有所启发。

纵观李鸿章的革新图强、奋力实干，有两件事具有标志性意义，一件是架设电报，另一件则是修筑铁路。

愚昧的的阻力有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在当时，普通老百姓将这两样东西视为邪恶的洪水猛兽，在他们看来，这两样东西必定会震动山川神灵，破坏庐墓风水。而读圣贤书的知识精英，则将这两样东西定义成洋人淫技，把这样的东西引入天朝就是以夷乱夏，谁这么干，谁就是罪大恶极的汉奸、二鬼子。

左宗棠有魄力、有见地吧。可当洋人到他的辖区架设电报线，群情惊骇，斥其为“坏我祖宗风水”时，他也不敢顶风而上，而是自己掏腰包，将洋人的器具电线统统买下，然后收入府库。

这么干后，老百姓马上欢呼，左大帅英明。

沈葆桢也算是励精图治的人杰吧。宁愿不做封疆大吏，也要去开办福州船政局。但涉及这两样东西，尤其是铁路，他是提都不敢提。原因很简单，无非是畏惧民情惊骇，清流攻击。

再说恭亲王奕訢，这算当时的当政者吧。可在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向他极陈铁路利害，请修清江至京师的干线时，恭亲王的回复却是这样的，天下无人敢出来主持这事，就是两宫太后也不能定此等大计。

最高当权者都不能拍板定夺，这又是为什么呢？

说来这就是天朝的悲哀了。在天朝，最高当权者最看重的不是所请之事是否于国有利，而是是否有损政治平衡。凡有损政治平衡的事，再于国有利也是白搭。

就说当时的慈禧吧，她为什么不能定此大计，不是她没有权力，而是她不愿打破新政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政治平衡。

唯有这两派势力不相上下，互相争斗牵制，她的权位才牢固。

所以这两样东西在她那里只能是两根肉骨头，她只会把它们扔到朝堂下，让两派争抢撕咬，绝不可能轻易表态支持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新政派。

有这样从下到上的阻力，客观地讲，李鸿章当时想干成这两件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事，几乎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但正因为如此，他的煞费苦心才让人感慨，让人佩服。

为了干成这两件事，李鸿章在谋划之时，没有盲动，也没有莽动，而是先易后难，曲线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