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耳曼人而言，他们显然更愿意通过血水而非汗水获得财物和地位。这种风气甚至可以从语言学中得到印证。日耳曼语中自由民又可以被翻译为“扈从”（buccellarii）。起先，人们以为这一词汇起源于战争，但最终发现其词根竟然源于“面包、条块（bucella）”。罗马人有时也会用这个词语专门指代日耳曼雇佣兵。
事实上，在日耳曼族群中，除了社会底层的奴隶、农奴，以及地位在扈从之上的长老、酋长乃至国王外，任何一个适龄的日耳曼男青年，都可以被称之为扈从。可以说，全民皆兵正是日耳曼族裔的特征之一。
对军事战争的重视还体现在日耳曼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哥特人建立的王国中，国王目不识丁者屡见不鲜。素以贤明著称的东哥特狄奥多里克国王（不是战死于沙隆会战的那位），不仅本人是个“文盲”，甚至还因为外孙的教育问题训斥了自己的女儿，原因是她竟然让未来国君去读书习字。
不过，这种对于知识的成见，终归因为哥特王国的日趋稳定而消解。当哥特人在色雷斯地区安定下来后，原先“全民皆兵”的习惯就开始显得不合时宜。无论是哥特人还是法兰克人，在政权建立后，都没有选择继续维系庞大的氏族武装。
在获得更加肥沃的土地后，哥特人将原先的氏族百户细分为“十户”。和原先的百户制度不同，这些十户们组成了更小的社会单元。这可不是简单地“逐级管理”，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当聚居特性消失后，日耳曼战士们以氏族为纽带的凝聚力和配合度也一同消失了。
虽然氏族纽带消失，但日耳曼人在表面上依旧保持着所谓的“全民皆兵”的特性。在诸如《尤里克法典》的日耳曼法典中，王国的全体臣民依旧有着响应国王征召抵抗外敌的责任。可实际上，原先被称为“扈从”的自由民群体，却已经不大可能维持原有的军事素养了，分得土地之后的日耳曼人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是农夫。
《中世纪战争艺术史》曾援引了查理曼大帝时期制定的数条敕令，如《米诺拉敕令》《亚琛敕令》以及《博洛尼亚敕令》等文件，认为当时的法兰克王国内，包括日耳曼人和原先的罗马人在内多个民族的自由民，都需要响应征召。
按照分得土地的多寡出兵出粮，举个例子，拥有4海得（日耳曼土地面积单位，据传一块兽皮切成条后所能围绕的土地为一海得）以上土地的人，要亲自上战场。而两个只有两海得土地的人，则出一人作战，另一人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辎重、装备费用。至于只有1海得甚至半个海得的自由民，则数家凑足4海得后，选一人从军，其余人负责费用。
按照这种标准，当时的法兰克王国除了由公爵、伯爵征召的精锐家臣部队外，还可以动员一支数量极其可观的步兵部队。但实际上这种推理可能并不正确。德国战略思想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对于查理曼大帝这几条敕令的可行性，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