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用来围城的湘军吉字营虽然有五万之众，但很长一段时间，硬攻、挖地道、招降纳叛等等一切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怎奈金陵城高墙厚，守城的李秀成甚难对付，所以到头来还是止步不前。
还有更糟糕的，因为欠饷，营中军心涣散，军纪败坏，再这么耗下去，城未破，大军很可能已经崩溃了。
因为束手无策，心急如焚，曾国荃承受不住，终于肝病复发，昏倒在地，许多才苏醒过来。
曾国藩得知九弟病倒的消息，立即写来一封信——
“廿夜接十七夜来书，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余意欲请少荃（李鸿章）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甚，二也。”
从避免夜长梦多，心疼九弟的方面想，曾国藩是希望李鸿章的淮军前来助剿的，但想到李鸿章此来，要摘走曾氏苦守两年的果实，又确实心有不甘，曾国藩左右为难，只好让曾国荃自己做主。
曾国荃是猛人，比曾国藩干脆许多。
在给兄长的复信中，曾国荃直接撂下一语：“不劳他人伸手。”
可是，如此在金陵城下干耗着，情况却越发地险恶。据报，以扶王陈得才为首的太平军、捻军，正日夜兼程，从陕西赶至鄂东，正拟横扫安徽，驰援天京（金陵）。
清廷闻讯，一面调集大军前去阻截，一面严斥曾国荃进攻不力，并督促曾国藩迅速联合李鸿章的淮军，尽快攻克天京。
面对上谕严责，曾国藩怕有闪失，心思有些动摇，但曾国荃却“油盐不进”，坚决不同意淮军前来抢功。
为了阻止李鸿章奉旨前来，曾国藩无奈，只好亲自给李鸿章写信——
“舍弟所部诸将，素知阁下与贱弟至交多年，无不欣望大旆（pei）西来。而所疑畏者亦可两端：一则东军富而西军贫，恐相形之下，士气消沮；一则东军屡立奇功，意气较盛。恐平时至生诟谇，城下之日，或争财物。请阁下与舍弟将此两项预为调停，如放饷之期，能两军共同发放，更可翕（xi）合无间。”
曾国藩漂亮话里藏刀子，也是信手拈来。为了让李鸿章知难而退，他一句难听的话没有，而是拐弯抹角地说什么东军富西军贫，两军共同发饷，这就是逼着淮军与湘军一样，一个月发个三四两银子，这分明就是要把李鸿章的淮军吓回去。
看完信，李鸿章笑了，随即回了一封看似坦诚，实际也藏刀子的信——
“接兵部寄谕，饬派鄙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学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集，何可轻言无略？常州克复，附片借病回苏，已奏报不能协剿金陵之由，弦外之音，当入清听。”
瞧这信写的，多聪明，多辛辣直白，就差再添一句淮军不能赴援，不是因为其他，而是曾老师不同意。
曾国藩接到这封信，明白李鸿章此举是以坦诚的姿态握住了自家把柄，此事一旦公开，朝中清流、反对派必将矛头对准他这个两江总督太存畛域之见。
此时怎样才能化解这种不利以及隐患呢？
最聪明的方式就是给对方扔去一个烫手的山芋。
曾国藩正是这么做的，他立即上奏朝廷“督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光如此，他还说动曾国荃，分别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带兵助剿金陵。
曾李师徒斗法，慈禧看得清清楚楚，眼见李鸿章被逼入死角，清廷于五月十三、十七、二十日三次严旨催促李鸿章援军，二十四日上谕又说：“着李鸿章仍遵前旨，于所部各营内挑选精壮便捷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刘铭传等带赴金陵，该抚或俟长兴得手后，统率诸军助攻金陵，不必非等湖州克复。”
此时，李鸿章遭遇了官场或者职场的一个典型困境，老师心不由衷地将表面文章做足了，老板又发话了，此时到底是应该坚持做君子，还是顺势做现实主义者呢？
李鸿章随后的做法告诉我们，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做君子。因为这个时候做君子，是最值钱的。但此时做君子，绝不能毫无底线，而应该只做到七八分，剩下两三分则要用来“丑话说在前头”。
这样，你的仁至义尽，才会有硬度。
不妨来看看李鸿章是怎么做的。
五月三十日，李鸿章上了一道奏折，这就是著名的《筹划金陵湖州缓急片》——在这道奏折中，李鸿章坚持做官场君子，详细说明了淮军仍旧不宜赴援的理由：
一、湖州的长毛实力太强，淮军和他本人都不敢轻易离开。李鸿章滴水不漏地说：“湖州贼股甚众，附城数十里内，面面贼垒，堵逆黄文金、辅逆杨辅清等均系百战悍贼，浙师似难独立制之。现因湖城未复，东自吴江、平望、西至宜兴、溧阳数百里间，均须分守，牵制许多。臣军大半分守各城，若欲臣会攻金陵，又欲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若臣统兵远去，而湖贼窥伺入境，孰与主持调度？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
二、淮军的炮队，目前仍不能立即调到金陵前线：“炮队现尚未齐，将来凑齐时，因雇洋人教习，恐非诸将所能节制。顷据郭松林等禀称，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着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急须回苏休整，三伏战事颇难亦系实在情形。”
这一通理由说完，李鸿章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一箭数雕地在结尾处来了这么一段：
“唯是叠奉严旨，饬臣军会攻金陵，曾国藩兄弟又屡次檄调，事关大局，无论有济与否，必应竭力相助。臣拟日内由太湖驰赴长兴前敌察看军情贼势，相机调拨，而后折回苏城。大约七月份若金陵仍未克，臣将亲带炮队，驰赴金陵城下。”
寥寥几句话，李鸿章既表明他维护朝廷和两江总督的权威，又列出了赴援的时间表，更关键的是，他以这种方式向曾国藩兄弟打去了招呼，仁至义尽从来都是有前提、有时限的，如果六月底还不能收复金陵，那就休怪淮军前去去争功了。
此奏发走，同一日，李鸿章还分别给曾国藩和曾国荃各去一信，并附上了这一道奏折。
细细品来，官场高手过招，真是于无声处，一层之下还有另一层——李鸿章不掠人功，知恩图报，不奉旨赴金陵，令曾国藩兄弟感到高兴；而在知恩图报的同时，李鸿章又将不能赴援的真正原因道破，曾国藩兄弟为此感到尴尬，却又不敢肆意驱使；有了这个效果，李鸿章又再次不奉旨，并为曾国藩兄弟洗脱嫌疑，维护了他们的颜面；最后，李鸿章不忘留有余地，声称金陵如不能如期攻克，朝廷再催，他奉旨前来，就是仁至义尽之后的正当之举了。
这样的奏折，到了曾国藩、曾国荃手里，两兄弟心情固然复杂，但也无话可说，只能率军死命攻城。
所幸，用地道攻，曾国荃最终拿下了金陵。
这时候，李鸿章可以来捧场了。
见到自己最得意、也甚头疼的弟子，曾国藩执手向李鸿章由衷地说了一句：““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
可以想见，没有周折，李鸿章太听话，或者压根不听话，曾国藩都不会由衷地说出这样的话······
而这正是官场或者职场中人应该深沉体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