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世有几人深究过，这豪迈的英雄壮举背后，究竟沁着多少心酸和苦楚？而这些才是左宗棠以及他的部将们，最为可敬可叹的地方。

“朝命甫下，人人皆为公（左宗棠）危。”

这是左宗棠领命西征时的真实处境。在当时，左宗棠面临的危难，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站在他身后的“同僚”，尽是期盼他一败涂地的政敌，纵观历史上所有收复失地的战争，恐怕还没有像左宗棠这样孤立无援的；其次，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的前提下筹措军费，在军粮无着、路途艰险的前提下筹办粮料，这是“巧妇要为无米之炊”的困境，弄不好就是死路一条；再者，盘踞新疆的匪首阿古柏，久以“凶悍能军”著称，且和英、俄等国相互勾结，面对如此强匪劲敌，又是千里远征，稍有不慎，很容易出现变故，甚至造成大溃败。

然而，面对这些危难险阻，左宗棠心中虽有悲苦之感，但所到之处呈现出的却是晚清第一强人的坚韧、强悍与卓绝。

李鸿章一向嘲讽左宗棠手下没有精兵强将，很不地道的是，眼下要用兵新疆，李鸿章非但没有襄助之心，相反使尽一切官场手段，将已在西北的刘铭传铭军、宋庆毅军调往内地，以求在兵员方面对左宗棠形成掣肘。

对此，左宗棠不以为然，自有一套选将用兵之道。

左宗棠选将，看重的是志同道合，真正的不怕死、不爱财。他的西征大军，三位主帅，北路统帅金顺、南路统帅张曜以及中路统帅刘锦棠，尽是如此。这一点，曾国藩的湘军将领比之逊色，李鸿章的淮军将领比之则是惭愧。

至于边塞用兵，左宗棠也有极识时务的主张，西征之兵，“在精不在多”，因为“道远运艰，不能用众”。

客观地讲，兵将的问题，对当时的左宗棠而言，即便有人从中作梗阻碍，但终究问题不大。

真正苦难的是军饷问题。

左宗棠统帅的西征大军，一年的军费支出约八百多万两，朝廷实际只能拨给五百多万两，这还只是纸面上的乐观说法。自从“海防”之议起，李鸿章从中作梗，各省、关实解西征“的饷”（当时西征军费在海关关税和各省厘金项下拨充）比计划陡然少了一半，只剩下两百数十万两。

不得已，左宗棠只好顶着朝野上下非议的压力，硬着头皮想方设法为西征举借洋债。那时，由于西部陕甘地区没有洋商的派驻机构，左宗棠若想借款，必须请东部的两江出面代理，以便与上海的洋商交涉。

当时，两江总督是沈葆桢，此人是经左宗棠推荐担任船政大臣之后，被提拔为现职的。有这一官场渊源在，按理说沈葆桢应当感激左宗棠，对于左宗棠的当务之急，当尽力帮办才是。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沈葆桢不仅拒绝了左宗棠让其代理借款的请求，而且还向朝廷写了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奏折，坚决反对左宗棠借款西征。

沈葆桢反对的理由是，左宗棠借款的利息太重：“今以一千万照台湾成案八厘起息，十年清还计之，耗息约近六百万，不几虚掷一年之饷乎？”

沈葆桢持有这样的态度，说明他已抛弃与左宗棠的昔日情谊，站到了李鸿章那条船上。

由于沈葆桢掀起的反对大浪招来了滔滔非议，尽管清廷当时已同意借洋款千万两的计划，左宗棠为了不影响西征人心，只好自担困难，请求将借款数改为四百万两。

慈禧在某些时候还是有格局、有魄力的。见左宗棠西征有苦心，更有难处，清廷最终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该督既以肃清西路自任，何惜筹备巨款，俾敷应用，以竟全功。加恩著于户部库存四成洋税项下拨给银二百万两，并准其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各省应解西征协饷提前拨解三百万两，以足一千万两之数。”

左宗棠接到这道上谕，不禁老泪纵横。

军饷有了着落，左宗棠信心倍增，紧跟着在筹粮、运粮、军需补给等重要环节做了重要部署。等到万事俱备，东风不欠之时，左宗棠深谋远虑，为收复新疆制定了两条关键战略方针。

第一条：收复新疆，要先北后南。

第二条：西征进军，要缓行速战。

光绪二年（1876年）夏天，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战幕拉开。左宗棠坐镇肃州，刘锦棠、金顺分兵两路，先后率师出关。

八月，刘金两路大军协力，经激战攻下乌鲁木齐外围重要据点古牧地，阿古柏帮凶白彦虎弃乌鲁木齐而逃，刘锦棠兵不血刃收复北疆重镇。

见西征大军顺利荡平北疆，左宗棠随即布置三路进军计划，金顺留守乌鲁木齐，刘锦棠任前线总指挥，率军进击南疆门户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

然而，就在达坂—吐鲁番之役取得大胜，西征大军正准备一鼓作气，乘胜前进，一举收复整个南疆之时，从浙江曝出的一桩冤案竟意外地打乱了左宗棠的部署，险些“腰斩”了西征大事。

这一少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很能反映左宗棠西征的真实状况——大军所向披靡的背后，太艰难不易了！

左宗棠西征军饷，虽说经过东拼西凑，已经有了着落，但那只是纸面上的说法，真实的情况远非如此。当时，西征军饷很大一部分一直依靠东南各省，但由于遭到李鸿章势力的抵制，向来不能按照定额拨解，其中唯有一个例外的省份就是浙江，这个省的西征协饷，一直按照规定的时间，足额提供，从不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