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西北边疆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道光十三年（1833年），时年21岁的左宗棠首次赴京参加会试，就在他所写的《燕台杂感》组诗中甚有远见地谈及了新疆置省、开屯等一系列问题。在北京，左宗棠还用心结识了以研究西北史著称的学者徐松，并在他那里看到了许多关于新疆的珍贵文献资料。
科举对左宗棠而言，是一道死门。
三次会试落第之后，左宗棠绝意仕进，博览群书，那一时期，他花了许多心思，仔细研读了研究新疆问题的专著——《西域图志》。
道光朝的两大重臣陶澍、林则徐是左宗棠拓展人生的重要导师。陶澍的赏识，让青年布衣左宗棠早早地读到了朝廷关于西域事务的奏稿，而湘江舟中会面林则徐那一次，谈及西域时务，林则徐那一席话——“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更是深深地影响了左宗棠。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用武力侵占新疆伊犁，其时左宗棠正在陕甘总督任上，那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沙俄的扩张野心。在写给正请假返湘的部将刘锦棠的信中，左宗棠说：“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
两年后，同治十二年（1873年），针对新疆久被蚕食的现状，左宗棠奋笔疾书，向总理衙门上了一道极具见识的奏章。左宗棠认为，沙俄霸占伊犁，“恐非笔舌所能争”，终究要通过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将其收回。
可是当时关外各军的备战情况却十分糟糕，兵力单薄而冗杂，不战而坐食，而且指挥不一，军无斗志，根本不具备“克服要地”的条件。
此外，作为进兵孔道和前进基地的河西走廊，也早已受到严重破坏。
左宗棠没有回避问题，将这些不利情况讲明之后，他很是雄才大略地提出了武力收复新疆的军事战略：从“兵事”方面讲，欲粉碎俄人侵略阴谋，必须先定南疆（回部）。欲收回伊犁，必须先拿下乌鲁木齐；从“饷事”方面讲，则须“别筹实饷”，另辟饷源，并在肃州设立粮台。与此同时，还要节约开支，统一调配，将各军专饷归并为一，相其缓急，均其多寡。
当时的清廷当权者，对新疆的情况很不了解，他们甚至连阿古柏入侵的由来和现状，也知之甚少；而对于沙俄侵略的野心，直到俄军全面占领伊犁后，他们才愕然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是，就在左宗棠极力促成武力收复新疆时，一场关于海防与塞防的大辩论却随之爆发了。
自新疆遭蚕食以来，曾国藩就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李鸿章则更进一步地主张，停撤西北“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停撤之饷，即均作海防之饷。”
李鸿章的理由是，新疆北邻俄国，南近英属印度，“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由于李鸿章及其党羽的鼓噪，一时间，“边疆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甚嚣尘上。
此时的左宗棠属于少数派，但他的脊梁甚硬。
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宗棠挺身而出，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和《遵旨密陈片》，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并且提出了应对方略。
针对李鸿章只有牺牲“塞防”才能加强“海防”的奇怪逻辑，左宗棠明确提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君臣谋议政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所谓并重，不是说搞平均，而是讲究缓急、匮裕之别。
针对“新疆无用”、“得不偿失”等无能缪论，左宗棠针锋相对地强调，国家领土尺寸不能让人，新疆绝不是“万里穷荒”，决不应以任何借口任凭侵略者去霸占它。
至于李鸿章之流鼓噪的“出兵必败”，左宗棠的回击甚是霸气：“勿论贼势强弱，且自问官军真强与否？”
言明以上宏论，左宗棠随即摆出鹰派姿态，他建议朝廷，应立即调整前线将帅，以金顺替代景廉，并把负责西征粮台而又“同役而不同心”的袁保恒调开，以建立一个协调一致，有权威、有效率的统帅部。
左宗棠的塞防主张，得到了当时正执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如此一来，慈禧终于下定决心，并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军队的全权，并明令将镇迪道划归陕甘总督统辖。
武力收复新疆一役，是左宗棠一生最为豪迈、最为英雄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