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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话语全方位围剿中国,我们该如何回击

    2022-10-23 13:27:30 来源:观察者网

    “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极具攻击性的。我们要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也是如此。”

    “开展‘人人国际传播’,才能够用我们自信的态度去塑造中国话语体系。”

    在东方卫视10月1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可教授,探讨在国际传播中如何阐述中国这一重要命题。

    做好国际传播,我认为关键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国统区,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团队,但可以应对国民党的整个宣传机器,外国媒体更是趋之若鹜,周恩来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的高光时刻,哪里就是真知灼见诞生的地方。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中国前途之命运”,周恩来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们代表着光明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这种自信的精神、这种话语体系,感染乃至折服了无数的国内外人士,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光辉典范。

    今天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也面临着两种前途之命运:中国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的希望,美国资本主义代表着世界的绝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一些媒体人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认不清这种大势,自然也做不好国际传播。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就像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西方话语对中国高铁进行全面围剿:“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的产品一定也是坏的。”当时我们队伍中很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失去了话语,也就失去了自信。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再大,科技力量再强,物质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你再大的成功也可能被否定,你再强的国力也可能归于零。

    好在中国高铁经受住了考验,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过去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党的二十大精神将进一步巩固这种大好局面。然而,中国越成功,西方话语的围剿也会越疯狂,越没有底线,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粉碎西方的话语围剿并战而胜之。

    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并付诸于大量的实践。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供大家参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在做研究的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20来年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落,以及70多个发展中国家,我得出两个慎重的结论:第一,西方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造成太多问题。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许多内容,都含有大量的“伪科学”成分,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度解构,甚至是釜底抽薪地解构,而不是为其当打工仔,或者在其范式下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这是第一点。

    第二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研究,形成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某种整体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原创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进入西方话语、跳出西方话语、形成中国话语,要摒弃“洋八股”“党八股”,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中国模式的魅力”,当时《纽约时报》国际版称《国际先驱论坛报》

    “中国模式的魅力”,当时《纽约时报》国际版称《国际先驱论坛报》

    2006年11月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文《中国模式的魅力》,提及我自己走访百国之后,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我当时就预测,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分析了美国模式在美国国内的溃败及其对外部世界产生的极为负面的影响,与国际上一些学者一起提出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

    2010年,我提出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的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中的每一项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一切已经永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2011年我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成为学术畅销书,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一篇媒体报道这样评论:在思想界,《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话题更为火热,将所谓的“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模式派”的争论推向白热化。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一位北大教授说,《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

    但也有论者争锋相对地使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中国震撼”PK,写出洋洋万言批驳《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锐乃至互不相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好在我们国人普遍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多年过去了,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今天整个世界每天都在感受“中国震撼”“美国遗憾”和“西方衰落”。

    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直来直去的、极具攻击性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反击也应该是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也就是当年毛主席说过的,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我想也是如此。

    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

    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文明型国家”完全拒绝西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拒绝所谓的从极权主义,经过威权主义发展到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荒谬的逻辑。有了这种对中西方发展大势的整体把握,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对许多国际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们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率先提出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和对华科技战。

    “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透彻性也表现在它聚焦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底层逻辑。比方说,我提出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人口、地域、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一旦我们放弃中国道路、放弃中国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会变成中国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将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将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和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化为泡影。

    至于强势性,“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提出“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超越西方单是依靠选举的制度,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理念更具现代性等等。

    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一,背后是这样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理论部分地满足或者回应了这种需求。

    我们通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扎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这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当然也有争议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一切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绕不过这种存在感。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更多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国学人应该做出的贡献!好,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两会期间,外媒记者将镜头对准中国武警,完成他们想要的“完美构图”。

    两会期间,外媒记者将镜头对准中国武警,完成他们想要的“完美构图”。

    郭可:

    刚才张教授谈了国际传播需要的中国自信和中国的话语。确实如此,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需要自信去塑造我们中国的话语。今天主要想谈谈新时代的国际传播的新的趋势以及大学的角色问题。

    新时代国际传播当中面临的三大趋势:

    第一大趋势就是国际传播的格局多元化和“东升西降”的趋势日趋明显,20年以前,在我们整个国际传播的格局当中,“西强东弱”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20年以后的今天,像我们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还有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地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响亮。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近年来,这些中国的概念、理念以及一些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最近关于一些涉疆问题,我们国家能在联合国挫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图谋就是一个例证。

    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内宣和外宣,通过一些翻译手段以后,它自动形成了一些国际舆论场当中的一些流传。20年以前,我们的内宣和外宣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但20年以后,内宣和外宣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国内传播的一些言论,可能也会在国际上掀起一个巨大的舆论点。比如最近,网友通过微博,对于俄乌冲突初期的一些走向分析,以及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杀以后,网友对中日关系发表的一些言论。这些中文言论引发了国际舆论场中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士将其与官方态度混为一谈,以此来指责我们国家和政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

    第三点就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出现了我讲的叫“国际传播+N”的这个模式。因为过去国际传播主要是以宣传新闻的内容为主,而且主要是以广播、电视和报纸等等主流媒体来开展国际传播的一些工作。但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应用,国际传播现在越来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到了原先跟国际传播不那么相关的社会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提出了要开展“人人国际传播”的概念,因为只有当人人都参与到国际传播的工作当中来,才能解决国际传播面临的新的挑战,这样才能够用我们自信的态度去塑造好我们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

    所以,面对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上述的三大变化,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又在倡导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与美西方国家充满掠夺性的殖民文化完全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美西方国家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唯一能够系统性、体制性地挑战二战以来以美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因如此,美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各种反华的言论不断,且反华国际舆论的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几乎是不择手段,我可以这么预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传播当中美西方国家涉及中国的一些国际舆论的博弈态势可能会愈演愈烈——我的感觉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对此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下面主要谈一谈我们高校,尤其是像上海外国语大学这样的外语类高校,在国际传播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国际传播事业一直在高校招收大量的急需的“外语+国际传播”的人才。这方面我们高校一直是主力军。像上海外国语大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英语+国际新闻”的培养模式,为国家的主流媒体输送了大量国际传播人才。现在我们上外把“多语种+”也变成了学校战略,相信这些既懂两门外语,又懂得国际传播的实操人才,是符合我们国家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的。

    第二块,我觉得高校除了育人功能以外,还发挥了民间智库的作用。像我们现在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为地方部门及时了解国际舆情的整个动态,做出合适的研判。我们有开设47个语种,所以很多同事经常用外语直接撰写外文评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语区的媒体上发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也亮明中国观点。在一些多语种语区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多语种的语区基本上都是被美西方国家所控制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学者出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那么他们就会认为美国和西方塑造的中国的扭曲形象就是中国真实的现状。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国际传播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我们上外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同时,还积极地走出校园。

    今年年初,我们的师生还参加了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组织的冬奥会高校多语种报道的活动,大家从年三十晚上7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冬奥会结束。上外师生与我们国家主流媒体联合,用18种外语报道冬奥会内容,并在上外和我们学生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进行多语种报道和发布,让我们的多语种同学体验到了不仅是一线国际传播的实战乐趣,还获得了他们用“第一外语”发布冬奥会报道新闻的这种兴奋,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战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实战的场景当中,要培养我们各位同学对自己国家的情怀和对国际传播事业的热爱,在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大格局中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也为今后成为国家国际传播事业的栋梁做好准备。

    今天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圆桌讨论

    主持人:在圆桌论坛环节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的杨波教授。我特别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她常年在国际组织有相关的一些合作服务,所以在国际传播的实践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刚才我们在跟她交流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俄罗斯也待过十年,所以对该领域可以说相当了解。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国际传播这个话题,刚才几位嘉宾其实都给出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过去这些年,其实我们的国际传播的方式、效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张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您觉得变化在哪里?

    张维为:实际上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对我们的话语围剿比过去更加厉害。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的民调,主要是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对中国印象都在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在这些国家有巨大的存在感,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广告,中国的商品,中国的5G技术,而且都是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比不了的。你看今年我们的汽车出口超过德国了,明年估计会超过日本。

    另外老外现在都用TikTok(短视频社交平台),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产品。这对我们对外传播是很有启发的。尽管它的海外管理是单独的一个板块,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发布的视频,老外也开始传了。所以这个新的社交媒体的出现,也改变了过去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对中国形象的丑化,尽管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负面评论或者是对我们的正面信息限流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真实的中国情况它是阻挡不住了。

    TikTok风靡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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