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楼兰研究，应当起始于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楼兰的考古发掘。1903年，他的纪实性行记的英文本《中亚与西藏》出版；随后在1904至1907年间，他又编写了八卷本的《1899—1902年中亚旅行的科学成果》，引发了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对楼兰和罗布泊的兴趣。1906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奔赴楼兰，赶在他推测的其他探险队到来之前，系统调查、发掘了楼兰地区大部分城址和墓葬。1912年，他先出版了两卷本的个人旅行记《沙埋契丹废址记》；然后在1921年，又出版了五卷本的正式考古报告《西域考古图记》。其实，楼兰的宝藏哪里可能尽入斯坦因囊中。他走后不久的1909年，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发掘楼兰古城，获得证明海头与楼兰所在的“李柏文书”。1914年斯坦因再度到此，又有所获。到1927至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中方队员黄文弼在土垠遗址掘得汉代木简，瑞方队员贝格曼在小河遗址发掘了史前人墓地，都是十分重要的考古发现。此后，楼兰的考古发掘一度中断。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成为核试验基地，包括楼兰城在内的许多地区，一度被列为军事禁区，普通人不得入内。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楼兰真正具有发言权的学者并不多，因为大多数学者都没有身临其境，即使是到过楼兰，也很少有人能够动土发掘。1980年，幸运之神落在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侯灿先生头上，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NHK提出要进入楼兰拍摄丝绸之路，得到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批准。经过一番勘察之后，当年4月，侯灿率领一支考古队进入楼兰，对楼兰及其附近遗址作了正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由此，他成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之后第一位从事楼兰考古的新疆考古工作者，而且他所主持的楼兰考古发掘工作，获得了非常丰富的文物和文献材料，填补了我国考古工作的某些空白，使得我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并为国际学术界所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