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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陈奏”

——《明仁宗实录》

明朝初年，在工作狂明太祖朱元璋的设计下，明初早朝制度除了开朝时间频繁、开朝时间早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开会时间长。如《明仁宗实录》所载，明初早朝所理之事异常繁碎，大到军事行动，小到民间诉讼，往往参与早朝的有司所管之事，都需要一一进奏、讨论。

那么，在这么长的早朝时间里，如果官员感觉内急，应当怎么处理？

明代朝会那些事儿

朝会制度渊源已久，先秦时《周礼》便有记载。到了两汉时期，朝会在刘邦的授意下，鲁地儒生叔孙通将其制度化，其后历代因之。不同于许多人印象中的朝会议政，明代以前的历代朝会，虽然也有议政功能，但并不作为主要处理政务的场所，更多是作为一种礼仪存在，正所谓“礼莫重于视朝”。

这种情况随着明朝的建立而发生改变。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自元文宗以后，皇帝失去威权，燕帖木儿、伯颜到脱脱等相臣先后把持权柄，君主居于上被蒙蔽，基层行政混乱。至于君主被蒙蔽的根源，则是元代御前会议制度之弊。

在元代，受蒙古政治文化的影响，臣子权力如何往往视其与元室关系而定，政治参与极为闭锁，如历史学者萧启庆所形容的是“梯己奴婢”（主人家庭中地位最低的成员），这也决定了元代朝会的参与人数十分稀少。有资格参与御前会议的，大抵只有中书省、宣政院、枢密院、御史台官与怯薛亲随。同时，历史学界所谓“元代无常朝”的看法，也是因元代朝会时间、地点皆不固定，无法形成制度性的奏事制度所致。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元代佚名作缂丝《大威德金刚曼陀罗》中，根据题记可得出左右下角有四位帝后的供养像。图中两名男子分别为“图帖睦尔皇帝”和“和世王束皇子”，即元文宗和元明宗

这样的御前会议制度自然阻碍了皇帝获取信息的渠道，朱元璋也引以为戒，扩充了朝会时政治事务的处理范围与参与朝政的有司范围，并将朝会制度化，规定了朝会的具体时间（以早朝为主）、参会流程及有关注意事项。

明初朝会，是当时官员办公的主要场所。明代朝会制度主要参酌唐宋的“日参”“九参”“六参”（每月参与朝会的次数）等，不同的是，明初因袭了元代政治系统的一些特质，技术人员也有着较高地位，如翻译机关“会同馆”“四夷馆”在明初也颇为重要，因此，明初“日参”官员的数量比之唐宋有着明显增加。

除了官员外，明初“随朝观政”的人数也不在少数，学官、儒者、耆老等有时会奉诏前来，此外，勋贵将官子弟到一定年龄后也可以“随班朝参”，场面宏大，蔚为壮观。

同时，与前代常有因事罢朝不同，明初要求官员事必请旨，请旨后方可行政，因此，皇帝不得废朝堕政。为了不荒废政务，朱元璋一直秉持着能坚持就坚持的原则。在洪武一朝的记载中，《明史》《明实录》都鲜少见到明太祖罢朝的情况。在这套制度下，不说明初朝会之“繁”“密”让官员疲累，每场朝会复有“论政”“决议”“讨论”的流程，偶尔还要接受明太祖的“宣化”与“教谕”，下朝的时间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拖长，再赶上个身体不适、五谷轮回可怎么办呢？

明太祖朱元璋晚年半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