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状态从东汉末年开始就走向下坡，随着气候逐渐变冷，西北的农业环境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许多半耕半牧的少数民族竟也向关中渗透。至隋唐时期，仅靠渭河平原上的土地已养活不了长安庞大的人口，朝廷要么前往东都洛阳就食，要么靡费财力人力从东部向关中运粮。而经过战乱破坏之后，长安洛阳的状况进一步恶化，至北宋建立之初，即便是条件尚好的洛阳也不过残存两万人口，与盛唐时期那种动辄百十万人的大都市相比实在不值一提。

至于大运河的开通，则对削弱长安洛阳的经济地位起到了釜底抽薪之效，尽管隋朝因运河而亡，但东部却因运河而盛，尤其是江南地区，自此贡献天下一半的财赋。而开封居于运河之侧，不仅维系着南北经济，更可控制天下财政，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展现的东京汴梁便是当时开封的繁华写照。当然上述原因多是客观方面的考虑，从主观上讲，以赵光义为首的群臣更是极力反对迁都之事。

唐宋之间，中原地区先后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除了后唐定都洛阳之外，其余四个朝代均定都开封，这使得官僚集团们的利益在开封城内盘根错节。北宋通过和平过渡取代后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前朝皇族和官僚群体做出妥协，而这部分人又都是定都开封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北宋二号人物赵光义更是公开反对迁都事宜，原因就在于赵光义时任开封府尹，其所有的势力均盘踞在汴梁，一旦迁往别处，其影响力必然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