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到了宋神宗时期，朝廷对于军队回易已经由放任、默许直接变为了鼓励，但茶、盐这类重要管控物资却依旧在禁榷之列，这对于宋廷而言依旧是高压线。然而高额的利润依旧吸引着军队将领们铤而走险，从宋初镇守太原的大将张永德，到宋神宗时的秦风路副总管夏元畿等人，都曾因为触碰这条高压线而被弹劾甚至撤职，而秦风路转运使蔡延庆，因为屡屡低价出售盐引这种“崽卖爷田”的行为，遭到变法派的激烈反对。

除了这些商品之外，随着回易之风在军队中大盛，不少人还开辟了新的“商业增长点”，有的开店卖药材、熟食，有人经营酒店、当铺，放高利贷，更有甚者还干起了买卖人口的勾当，一片乌烟瘴气。

这些商业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宋代供军费用的困局，但其代价也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上许多。

最直接的影响自然是军队战斗力的崩坏。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往往并不单纯考验个人的勇气和血性。相反，排兵布阵，如何更好更快的组成完整紧密的阵型才是冷兵器时代精锐和鱼腩部队最根本的差别，这需要常年累月的配合和磨练作为基础。当然，个人身体素质的提升以及对于武器的谙熟同样意义重大，两者在直接提高单兵战斗力的同时也会提升身边同袍对自己的信任。这对于一支军队凝聚力的养成帮助无疑是巨大的。

可军队回易风气的盛行，无疑与军队的训练要求相悖。对于普通士兵而言，由于大量时间用于商品的制作以及贩售，他们的军事训练显然无从谈起，“兵阵教习之法日费，工匠技巧之事日多”，行列不知，攻守不预，一旦遭遇军情，往往只能引颈受戮。

回易的原本目的是“赡军”，范仲淹经略西北庆州时，也采用回易之法，然而他却是“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以回易之资充作军费。这也是赵匡胤并不禁止回易的原因之一：“安边御众，须是得人，若分边寄者能察联意，则必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回图”。

同时，为了弥补“以文抑武”，“制其钱谷”所造成的军队财政危机，宋太祖还下令“其贸易则免征其税”，增加军队回易的收益。由于此时回易行为的合法性尚未受到质疑，边将回易的分配情况往往也能受到各地州府官员的监督。然而，自太宗时代开始，回易从军队的合法收入变成了隐于暗处的“潜规则”，如此一来，回易的分配也就几乎由将领和与其媾和的官员独自决定，普通士兵虽然出力颇多，但反而不得其利。

对于士兵们而言，被当做免费劳动力还不是最惨的，有时他们还需要为上级的经营不善买单。比如有的军队靠贩售麻布牟利，麻布滞销时将领们就用麻布充作军饷，或者用抑配的方式强制卖给军卒，即使是那些实在囊中羞涩的也不能例外，没钱可以“量算请给，每月克除”，先在饷银里记账，甚至还能多收一份利息。这下好了，士兵们直接从无产者变为“负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