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颠簸，总算到了张家口，可是从大境门入城时，又因为穿着整齐，遭到晋军哨位的严格检查。同行的商人见晋军拦住了他俩，便都过来作证，于是乎，二三十人一下就堵塞了城门口。那两个守门的见这么多人围过来，怕在混乱中出事，忙对乌勒吉熬喜尔喝问：“证明呢？”一提证明，两人心里跳了一下。原来，当时走码头，商人们都带着商票(商会证明)，不过乌勒吉敖喜尔急中生智，连忙对付说：“老总，我们路上被劫，商票也被一起抢走了。”

那个哨兵嘴角一撇，明显露出一付不相信的神情。但是架不住人多嘴杂，没完没了地缠磨。哨兵看着这群像叫花子一样的人，也明白这一路上是个什么样的情形，只能无奈挥了一下手：“快滚！”

进城后，众人一一惜别。乌勒吉敖喜尔和纪松龄紧紧夹着旧褥子，走进张家口，走向自己任务的目的地。

在以后，两人都继续从事着隐蔽斗争工作，而后，不同时期都奉命都打入了敌军阵营。

纪松龄在绥东一带从事秘密军事活动。他打入绥东达密凌苏龙部（一言难尽的内蒙古人物），先后任副官、参谋长等职，利用职务之便，活动于归绥、集宁、北平等地，广泛收集情报，通过吉雅泰、毕力格巴图尔转给上级组织。

红格尔图战役中的达密凌苏龙与纪松龄

1935年秋，为发动蒙古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他由集宁移驻归绥，以绥境蒙政会参议为掩护，一面从事平绥路上的情报工作，一面与乌兰夫、奎璧、高凤英等进行抵制德王投日，组织民族抗日武装的活动。

1937年春，纪松龄参与旗保安队的组建，任一大队队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蒙旗保安总队改编为蒙旗混成旅时，任第一团团长，并于10月率部参加阻击日军的于小黑河归绥保卫战。

1938年初，该部队改称蒙旗独立旅，一度任代理旅长。同年6月，中共中央在该旅成立军政委员会时，任军事委员。1939年夏，蒙旗独立旅扩编为新编陆军第三师，任第七团团长，随部队西渡黄河，转战伊克昭盟。在陕北与120师建立关系，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后奉命率七团驻防桃力民地区。后升任副师长。

1940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对新三师进行了各种分化瓦解活动，使部队党组织遭到破坏。纪松龄离开新三师，遭军统特务的监控。1941年新三师奉命从伊盟开往甘肃靖远县整训时，受傅作义委任到陕坝，准备出任绥东游击司令，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42年2月14日，纪松龄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年44岁。新中国成立后追认为烈士。

乌勒吉敖喜尔活跃于内蒙古地区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36年，乌勒吉敖喜尔遵照共产国际的“打入伪蒙古军、掌握武装力量”的指示，利用一次招兵的机会，和战友关保扎布一起打入伪蒙古军潜伏了下来。由于他的足智多谋，逐步晋升为伪蒙古军第九师师长的要职。

1945年8月10日，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第九骑兵师在乌勒吉敖喜尔师长的率领下，从六合营将部队开到乌兰花镇，并召集防卫第六师，击毙日本教官，在乌兰花镇宣布起义，史称“8.10起义”。

但是，虽经过中共绥远政府副主席杨植霖的努力，也未能改变苏军的决定。起义部队在内蒙古商都县被缴械，而后，在师长乌勒吉敖喜尔的率领下，由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一支骑兵队护送到达中蒙边境，准备向遥远的乌兰巴托开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