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玉琮与良渚文化玉琮：

三星堆玉琮

故宫博物院藏良渚玉琮

高度的一致性使得有学者断言“现在我觉得，至少青铜文明能看得出来，它受中原的影响，文化的主体肯定是属于中国的。我认为它是受夏商文明的强烈影响，算一个亚文明，不管它的青铜器、玉器，甚至陶器，都能够看出它跟中原有关，也有一些本地的因素。”③

但这一特异性与一致性混杂的状况，让考古学界内部也各执己见。

也有学者针锋相对指出，“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出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陶器形制，但二里头陶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陶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三星堆文化中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某些青铜器形制，但二里头青铜器却并没有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更谈不上占据主导地位。”④

扑朔迷离的年代判定刺激了各种争议观点的传播

考古学界本身就已经各执一词，而一个意外，让这种分歧在学术圈边缘发酵出更多诡异的说法。

当1986年三星堆器物坑被发现后，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广汉县文化局很快联合接连在1987年《文物》第10期和1989年《文物》第五期上分别发表了一号坑和二号坑的发掘简报。此后，研究者都是以这两个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简报和某些展览图录公布的材料作为唯一的信息源，来探讨这两个器物坑及其出土器物反映的问题。

然而，详细而权威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直到十年后的1999年才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在这十年里，只依靠着有限的简报材料和展览图片，不同的考古学者提出了分歧极大的诸多见解。

正式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