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攻又叫纵火，是古代战争中极其常用的一种战法。统观古代众多兵书，大多涉及火攻。以兵法之典“武经七书”为例，七部兵书中就有《孙子》《昊子》《六韬》《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五部谈及火攻，特别是《孙子》兵法中还专门有一篇论述火攻的。
据二十四史、《左传》、《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清史稿》等文献记载，从春秋到清末的历代战争中，共用火攻三百七十多次，除极少数因逆风或遇雨失利外，绝大多数火攻都取得了成功，如战国即墨之战、西汉成皋之战、东汉官渡之战、三国夷陵之战、西晋长江水战，以及宋金唐岛之战、元末朱元璋与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明朝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等。
最让我们熟悉的火攻之战当属赤壁之战。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在长江赤壁(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一带，孙权、刘备联军以火攻大破曹军，奠定了三国鼎立基础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可见火攻在古代战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什么古人打仗钟情于火攻呢？
这是因为受古代兵器的限制，无论哪种作战方式都是近战，都是短兵相接，而且当时的交通工具十分落后，军队的机动主要靠车马或步行。这些都为实施火攻创造了条件。火攻成本低、效率高、威力大。只要方纵火，另一方就难以迅速摆脱。此外当时的城门、营寨、幕帐、桥梁、仓库等多由木、竹、草、毡、棉等易燃物所为，无抗火能力，这也为火攻提供了方便。
不仅是陆战用火攻，在水战中更是多用火攻。水战多为接舷近战，而船舰皆以木制，易燃。敌火攻来，船行缓慢，船只密集，起火后不易疏散，因而造成船只连燃。同时火攻简便易行，灵活多样，点燃起一把火，可以火桥，可以火辎，可以火舟，使敌人防不胜防。
尽管火攻在古代战争中是屡试屡爽的兵法奇招，但进入十九世纪，随着冷兵器时代的结束，中国传统的火攻逐渐丧失了优势，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
1839年6月4日，林则徐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谈道，对于窜犯沿海各地的走私船，“不但水师能够剿除，就是雇募沿海水手，利用火攻之法，亦能获胜”。这是整个鸦片战争中，清朝大臣首次提到“火攻”之法。
1840年6月下旬，英国远征军大批开到广大外海，中英战争一触即发。
珠江入海口以香港、澳门为最外点，上溯伶仃洋70公里，即为虎门。此处河道收缩，是清朝历来的海防重点，广东水师提督亦驻节此地，以示昭重。为预防英舰突破虎门继续内犯，林则徐在虎门后的狮子洋一带集结师船，预备火船，准备在此与来犯英舰交战，并进行多次演习。这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最先以火攻之船进行火攻的实战演练。至1840年6月底，林则徐的各类武备中，含火船20余艘，供在实战中实施火攻之用。
在林则徐的设想中，火攻具有重要地位。林则徐的火攻战法，即“多驾拖船，满载车薪，备带火器，分为数队，占据上风，漏液乘流纵放”。具体行动则为：雇瓜皮小艇30只，上装干草、松明、蘸油麻片，配以十分之一二的火药。小艇的首尾，用5尺长的铁链连接，其中一头拴七八寸长的大铁钉。交战时，水手半身在水，划桨而行以近敌。接敌后用大铁钉将小艇钉在敌舰舰体上，然后纵火焚烧。
林则徐没有航海经验，没有近代舰船作战知识，全凭着感性认识的推论，在头脑或纸面上演绎，并未虑及在交战中的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在双方舰炮威力迥殊的情况下，清军战船在近敌过程中必然遭致极大的损失。航速和操作的灵便性并不占优势的清军战船，很难进入专对敌舰首尾的倾斜夹角，即使进入此种夹角，敌方舰船稍稍摆舵或改变帆面，方向顿变，而清军战舰欲重新进入斜向夹角，须做扇面运动，动作极大，且不论清军战船在性能上能否跟上此种扇面运动，若不引起队形阵法大乱，已属幸事。英舰因远涉重洋之需，又与西方各国交战之要，船体十分坚固，不少舰船外包金属材料。鸦片战争中，清军的火炮对之亦难获大效。而林则徐提到的鸟枪、火罐、喷筒之类的兵器，更难得力。尤其是在船桅上用手向敌舰抛扔燃烧着的火筒，在实战中根本无法做到。
1841年1月30日，道光皇帝授奕山靖逆将军，统率湘赣鄂桂滇黔蜀七省调集的大军南下作战。奕山的应敌之法仍是林则徐的火攻。奕山准备对驶入内河的英舰实行火攻。火船在佛山一带装配，于深夜乘风顺流放下，另以战船、水勇配合作战。为了准备火攻，奕山命人从广西和粤北调集木排，在佛山监制火炮，往福建雇募水勇，并在下榻的贡院内赶制大小火箭、火毬、毒火炸炮等或火攻用具，准备趁黑夜对停泊在内河上的英舰实施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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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晚，在广州商馆一带水域，大约在夜间11时，英方发现约有百余只火船从上游放下，每二三只用铁链相连，火船之后，又有运送清军兵勇的船只，准备登舰与英军厮杀。第一批火船已经点火燃烧，直逼英舰，而驻守炮台的清军，亦开始炮击英方舰船，但是，英军舰队避开了这些火船，并开炮反击清军炮台。第二批火船的攻击亦未得手，反被冲往河岸，河岸顿时大火弥漫。随后跟进的清军兵勇见势逃散。当晚的交战中，清军的火攻完全无效。与此同时，清军还在猎德一带水域，向英舰发动火攻，亦未能奏效。
虽然火攻屡屡失效，在整个鸦片战争中的清军前敌将领中，闽浙总督颜伯焘，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威将军奕经，继任两江总督牛鉴等，在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镇江等诸战役中，无不反复使用已经被证明无效的火攻。结果是清军无战不败。
进入19世纪40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坚船利炮的震慑下，鸦片战争英军以较少的兵力、较小的代价战胜了清政府，原因有诸多因素，但军事思想保守落后，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