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第九研究所所史館裏，看似平常的物件，訴說的卻是中國核武器研發曆程中最艱辛、最壯闊的一段時光。朱光亞、王淦昌、於敏都曾在九所工作過，都是核物理學家。清明節前夕，《麵對麵》記者和朱光亞、王淦昌、於敏的子女一起來到九所新建的紀念館，重溫“兩彈一星功勳”的感人故事和那段難忘的激情歲月。

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

朱光亞，朱明遠的父親。1959年，34歲的朱光亞擔任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長、第九研究院副院長，承擔起了中國核武器研製攻關技術領導的重擔。

很多年後，人們把九所的工作精煉為“幹驚天動地事，做隱姓埋名人”，為了這個工作而改名的人中，還有王遵明的父親王淦昌。

記者：您父親當時在美國物理界是很有名的。

王遵明：已經有一定知名度了，因為他有一定知名度，為了保密起見就把他叫王京，不許用王淦昌，十七年都這樣。那時候，劉傑、錢三強接見他，讓他轉行，他就說了以身許國。

“科學雖然沒有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我出來留學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好地報效我的祖國”。這是王淦昌在德國柏林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說過的話。1934年，他回到祖國，一邊教學，一邊繼續基本粒子領域的研究，多次取得國際物理學界矚目的成果。1961年，中央希望他放棄自己的研究方向，參加不熟悉但是國家迫切需要的核武器研究，55歲的王淦昌給出了“我願以身許國”的回答。那之後，世界上少了一個赫赫有名的物理學家王淦昌，多了一個投身於核研究的王京。

為了核武器的研發，同樣轉變研究方向的，還有於辛的父親於敏。

從1960年底開始，於敏放棄自己擅長的原子核理論研究，轉向我國第一枚氫彈的研製工作。1965年，他被任命為核武器研究院理論部副主任，與理論部主任鄧稼先合作，帶領一群年輕的科學工作者一起集中進行氫彈技術的攻關。

在中國核武器發展的曆史上，九所的功績意義非凡，但對於王遵明、朱明遠和於辛來說，九所給了他們一個忙碌的、經常出差、很少見麵的父親。